第六只手指 
序 上海童年 
　　我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初次到达上海的，那时候我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直到四八年的深秋离开。可是那一段童年，对我一生，都意义非凡。记得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镜”面前，看到镜里反映出扭曲变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奇形怪状，笑不可止。童年看世界，大概就像“哈哈镜”折射出来的印象，夸大了许多倍。上海本来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战后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　　
　　“国际饭店”当时号称远东第一高楼，其实也不过二十四层，可是那时真的觉得饭店顶楼快要摩到天了，仰头一望，帽子都会掉落尘埃。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聚集在一个城里，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高楼大厦密集的地方会提升人的情绪，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兴奋经验。永安公司里一层又一层的百货商场，琳琅满目，彩色缤纷，好像都在闪闪发亮，那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就好像永安公司的“七重天”，连天都有七重。我踏着自动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样的电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幻伸向大新游乐场的“天台十六景”。　　
　　当年上海的电影院也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光明”的红绒地毯有两寸厚，一直蜿蜒铺到楼上，走在上面软绵绵，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上海的首轮戏院“美琪”、“国泰”、“卡尔登”专门放映好莱坞的西片，《乱世佳人》在“大光明”上演，静安寺路挤得车子都走不通，上海人的洋派头大概都是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学来的。“卡尔登”有个英文名字叫Carlton，是间装饰典雅、小巧玲珑的戏院，我在那里只看过一次电影，是“玉腿美人”蓓蒂葛兰宝主演的《甜姐儿》。“卡尔登”就是现在南京西路上的“长江剧院”，没想到几十年后，一九八八年，我自己写的舞台剧《游园惊梦》也在“长江剧院”上演了，一连演十八场，由上海“青话”胡伟民导演执导。　　
　　那时上海滩头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小时候听的歌，有些歌词永远也不会忘记：　　
　　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都回不了家!　　
　　大概是受了周璇这首《龙华的桃花》影响，一直以为龙华盛产桃花，一九八七年重返上海，游龙华时，特别注意一下，也没有看见什么桃花，周璇时代的桃花早就无影无踪了。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这首周璇最有名的《夜上海》大概也相当真实的反映了战后上海的情调吧。当时霞飞路上的霓虹灯的确通宵不灭，上海城开不夜。　　
　　其实头一年我住在上海西郊，关在虹桥路上一幢德国式的小洋房里养病，很少到上海市区，第二年搬到法租界毕勋路，开始复学，在徐家汇的南洋模范小学念书，才真正看到上海，但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来，存档在记忆里。虽然短短的一段时间，脑海里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后来到了台湾上大学后，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写的就是上海故事，后来到了美国，开始写我小说集《台北人》的头一篇《永远的尹雪艳》，写的又是上海的人与事，而且还把“国际饭店”写了进去。我另外一系列题名为《纽约客》的小说，开头的一篇《谪仙记》也是写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国留学的点点滴滴，这篇小说由导演谢晋改拍成电影《最后的贵族》，开始有个镜头拍的便是上海的外滩。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拼拼凑凑，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百相来，而照片的背景总还是当年的上海。这次文汇出版社出版我的散文集，可以说是对我“上海童年”的一个纪念，我的书能在上海出版，也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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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只手指 
第一辑 第六只手指第1节 第六只手指(1) 
　　——纪念三姐先明以及我们的童年　　
　　明姐终于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去世了，她患的是恶性肝炎，医生说这种病例肝炎患者只占百分之二三，极难救治。明姐在长庚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连她四十九岁的生日也在医院里度过的。四十九岁在医学昌明的今日不算高寿，然而明姐一生寂寞，有几年还很痛苦，四十九岁，对她来说，恐怕已经算是长的了。明姐逝世后，这几个月，我常常想到她这一生的不幸，想到她也就连带忆起我们在一起时短短的童年。　　
　　有人说童年的事难忘记，其实也不见得，我的童年一半在跟病魔死神搏斗，病中岁月，并不值得怀念，倒是在我得病以前七岁的时候，在家乡桂林最后的那一年，有些琐事，却记得分外清楚。那是抗战末期，湘桂大撤退的前夕，广西的战事已经吃紧，母亲把兄姐们陆续送到了重庆，只留下明姐跟我，还有六弟七弟；两个弟弟年纪太小，明姐只比我大三岁，所以我们非常亲近。虽然大人天天在预备逃难，我们不懂，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那时候我们住在风洞山的脚下，东镇路底那栋房子里，那是新家，搬去没有多久。我们老家在铁佛寺，一栋阴森古旧的老屋，长满了青苔的院子里，猛然会爬出半尺长的一条金边蜈蚣来，墙上壁虎虎视眈眈，堂屋里蝙蝠乱飞。后来听说那栋古屋还不很干净，大伯妈搬进去住，晚上看到窗前赫然立着一个穿白色对襟褂子的男人。就在屋子对面池塘的一棵大树下，日本人空袭，一枚炸弹，把个泥水匠炸得粉身碎骨，一条腿飞到了树上去。我们住在那栋不太吉祥的古屋里，唯一的理由是为了躲警报，防空洞就在邻近，日机经常来袭，一夕数惊。后来搬到风洞山下，也是同一考虑，山脚有一个天然岩洞，警笛一鸣，全家人便仓皇入洞。我倒并不感到害怕，一看见风洞山顶挂上两个红球——空袭讯号——就兴奋起来：因为又不必上学了。　　
　　新家的花园就在山脚下，种满了芍药、牡丹、菊花，不知道为什么，还种了一大片十分笨拙的鸡冠花。花园里养了鸡，一听到母鸡唱蛋歌，明姐便拉着我飞奔到鸡棚内，从鸡窝里掏出一枚余温犹存的鸡蛋来，磕一个小孔，递给我说道：“老五，快吃。”几下我便把一只鸡蛋吮干净了。现在想想，那样的生鸡蛋，蛋白蛋黄，又腥又滑，不知怎么咽下去的，但我却吮得津津有味，明姐看见我吃得那么起劲，也很乐，脸上充满了喜悦。几十年后，在台湾有一天我深夜回家，看见明姐一个人孤独的在厨房里摸索，煮东西吃，我过去一看，原来她在煮糖水鸡蛋，她盛了两只到碗里，却递给我道：“老五，这碗给你吃。”我并不饿，而且也不喜欢吃鸡蛋了，可是我还是接过她的糖水蛋来，因为实在不忍违拂她的一片好意。明姐喜欢与人分享她的快乐，无论对什么人，终生如此，哪怕她的快乐并不多，只有微不足道的那么一点。　　
　　我们同上一间学校中山小学，离家相当远，两人坐人力车来回。有一次放学归来，车子下坡，车夫脚下一滑，人力车翻了盖，我跟明姐都飞了出去，滚得像两只陀螺，等我们惊魂甫定，张目一看，周围书册簿子铅笔墨砚老早洒满一地，两人对坐在街上，面面相觑，大概吓傻了，一下子不知该哭还是该笑。突然间，明姐却咯咯地笑了起来，这一笑一发不可收拾，又拍掌又搓腿，我看明姐笑得那样乐不可支，也禁不住跟着笑了，而且笑得还真开心，头上磕起一个肿瘤也忘了痛。我永远不会忘记明姐坐在地上，甩动着一头短发，笑呵呵的样子。父亲把明姐叫苹果妹，因为她长得圆头圆脸，一派天真。事实上明姐一直没有长大过，也拒绝长大，成人的世界，她不要进去。她的一生，其实只是她童真的无限延长，她一直是坐在地上拍手笑的那个小女孩。　　
　　没有多久，我们便逃难了。风洞山下我们那栋房子以及那片种满了鸡冠花的花园，转瞬间变成了一堆劫灰，整座桂林城烧成焦土一片。离开桂林，到了那愁云惨雾的重庆，我便跟明姐他们隔离了，因为我患了可恶的肺病，家里人看见我，便吓得躲得远远的。那个时候，没有特效药，肺病染不起。然而我跟明姐童年时建立起的那一段友谊却一直保持着，虽然我们不在一起，她的消息，我却很关心。那时明姐跟其他兄姐搬到重庆乡下西温泉去上学，也是为了躲空袭。有一次司机从西温泉带上来一只几十斤重周围合抱的大南瓜给父母亲，家里的人都笑着说：是三姑娘种的!原来明姐在西温泉乡下种南瓜，她到马棚里去拾新鲜马粪，给她的南瓜浇肥，种出了一只黄澄澄的巨无霸。我也感到得意，觉得明姐很了不起，耍魔术似的变出那样大的一只南瓜来。　　
　　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上海，我还是一个人被充军到上海郊外去养病，我的唯一玩伴是两条小狮子狗，一白一黑，白狮子狗是我的医生林有泉送给我的，他是台湾人，家里有一棵三尺高的红珊瑚树，林医生很照顾我，是我病中忘年之友。黑狮子狗是路上捡来的，初来时一身的虱子，毛发尽摧，像头癞皮犬。我替它把虱子捉干净，把它养得胖嘟嘟，长出一身黑亮的卷毛来。在上海郊外囚禁三年，我并未曾有过真正的访客，只有明姐去探望过我两次，大概还是偷偷去的。我喜出望外，便把那只黑狮子狗赠送了给她，明姐叫它米达，后来变成了她的心肝宝贝，常常跟她睡在一床。明姐怜爱小动物，所有的小生命，她一视同仁。有一次，在台湾我们还住在松江路的时候，房子里常有老鼠——那时松江路算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一片稻田——我们用铁笼捉到了一只大老鼠，那只硕鼠头尾算起来大概长达一尺，老得尾巴毛都掉光了，而且凶悍，龇牙咧嘴，目露凶光，在笼子里来回奔窜，并且不时啃啮笼子铁线，冀图逃命。这样一个丑陋的家伙，困在笼中居然还如此顽强，我跟弟弟们登时起了杀机，我们跑到水龙头那边用铅桶盛了一大桶水，预备把那只硕鼠活活溺死，等到我们抬水回来，却发觉铁笼笼门大开，那只硕鼠老早逃之夭夭了。明姐站在笼边，满脸不忍，向我们求情道：“不要弄死人家嘛。”明姐真是菩萨心肠，她是太过善良了，在这个杀机四伏的世界里，太容易受到伤害。　　
　　民国三十七年我们又开始逃难，从上海逃到了香港。那时明姐已经成长为十五六岁的亭亭少女了，而我也病愈，归了队，而且就住在明姐隔壁房。可是常常我听到明姐一个人锁在房中暗自哭泣。我很紧张，但不了解，更不懂得如何去安慰她。我只知道明姐很寂寞。那时母亲到台湾去跟随父亲了，我的另外两个姐姐老早到了美国，家中只有明姐一个女孩子，而且正临最艰难的成长时期。明姐念的都是最好的学校，在上海是中西女中，在香港是圣玛丽书院，功课要求严格出名，然而明姐并不是天资敏捷的学生，她很用功，但功课总赶不上。她的英文程度不错，发音尤其好听，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有艺术的才能，可是就是不会考试，在圣玛丽留了一级。她本来生性就内向敏感，个子长得又高大，因为害羞，在学校里没有什么朋友，只有卓以玉是她唯一的知交，留了级就更加尴尬了。我记得那天她拿到学校通知书，急得簌簌泪下，我便怂恿她去看电影，出去散散心。我们看的是一张古诺的歌剧《浮士德与魔鬼》拍成的电影。“魔鬼来了!”明姐在电影院里低声叫道，那一刻，她倒是真把留级的事情忘掉了。　　
　　明姐是十七岁到美国去的，当时时局动乱，另外两个姐姐已经在美国，父母亲大概认为把明姐送去，可以去跟随她们。赴美前夕，哥哥们把明姐带去参加朋友们开的临别舞会。明姐穿了一袭粉红长裙，腰间系着蓝缎子飘带，披了一件白色披肩，长身玉立，裙带飘然，俨然丽人模样。其实明姐长得很可爱，一双凤眼，小小的嘴，笑起来，非常稚气。可是她不重衣着，行动比较拘谨，所以看起来，总有点羞赧失措的样子。但是那次赴宴，明姐脱颖而出，竟变得十分潇洒起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明姐如此盛装，如此明丽动人。　　
　　明姐在美国那三年多，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或者逐渐起了什么变化，我一直不太清楚。卓以玉到纽约见到明姐时，明姐曾经跟她诉苦(她那时已进了波士顿大学)，学校功课还是赶不上。她渐渐退缩，常常一个人躲避到电影院里，不肯出来，后来终于停了学。许多年后，我回台湾，问起明姐还想不想到美国去玩玩。明姐摇头，叹了一口气说道：“那个地方太冷喽。”波士顿的冬天大概把她吓怕了。美国冰天雪地的寂寞，就像新大陆广漠的土地一般，也是无边无垠的。在这里，失败者无立锥之地。明姐在美国那几年，很不快乐。　　
　　明姐一九五五年终于回到台湾家中，是由我们一位堂嫂护送回去的。回家之前，在美国的智姐写了一封长信给父母亲，叙述明姐得病及治疗的经过情形，大概因为怕父母亲着急，说得比较委婉。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寒风恻恻，我们全家都到了松山机场，焦虑的等待着。明姐从飞机走出来时，我们大吃一惊，她整个人都变了形，身体暴涨了一倍，本来她就高大，一发胖，就变得庞大臃肿起来，头发剪得特别短，梳了一个娃娃头。她的皮肤也变了，变得粗糙蜡黄，一双眼睛目光呆滞，而且无缘无故发笑。明姐的病情，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严重，她患了我们全家都不愿意、不忍心、惧畏、避讳提起的一个医学名词——精神分裂症。她初回台湾时已经产生幻觉，听到有人跟她说话的声音。堂嫂告诉我们，明姐在美国没有节制的吃东西，体重倍增，她用剪刀把自己头发剪缺了，所以只好将长发修短。　　
　　明姐的病，是我们全家一个无可弥补的遗憾，一个共同的隐痛，一个集体的内疚。她的不幸，给父母亲晚年带来最沉重的打击。父母亲一生，于国于家，不知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大风大险，他们临危不乱、克服万难的魄力与信心，有时到达惊人的地步，可是面临亲生女儿遭罹这种人力无可挽回的厄难时，二位强人，竟也束手无策了。我家手足十人，我们幼年时，父亲驰骋疆场，在家日短，养育的责任全靠母亲一手扛起。儿女的幸福，是她生命的首要目标，在那动荡震撼的年代里，我们在母亲卵翼之下，得以一一成长。有时母亲不禁庆幸，叹道：“终算把你们都带大了。”感叹中，也不免有一份使命完成的欣慰。没料到步入晚境，晴天霹雳，明姐归来，面目全非。那天在松山机场，我看见母亲面容骤然惨变，惊痛之情，恐怕已经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生性豁达如母亲，明姐的病痛，她至终未能释怀。我记得明姐返回一年间，母亲双鬓陡然冒出星星白发，忧伤中她深深自责，总认为明姐幼年时，没有给足她应得的母爱。然而做我们十个人的母亲，谈何容易。在物质分配上，母亲已经尽量做到公平，但这已经不是一件易事，分水果，一人一只橘子就是十只，而十只大小酸甜又怎么可能分毫不差呢。至于母爱的分配，更难称量了。然而子女幼年时对母爱的渴求，又是何等的贪婪无厌，独占排他。亲子间的情感，有时候真是完全非理性的。法国文学家《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小时候，有一次他的母亲临睡前，忘了亲吻他，普鲁斯特哀痛欲绝，认为被他母亲遗弃，竟至终身耿耿于怀，成年后还经常提起他这个童年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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