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一）》提要
史之有「太史公曰」、「臣光曰」，有「论曰」，有「赞曰」，无非是史家在相对客观的史事陈述之后，明确表达他的史观、史识，《柏杨版资治通监》的「柏杨曰」亦然，柏杨语译司马光《资治通监》，十年有成，八百六十二则「柏杨曰」是另一项更重要的成就，辑录成书，以「柏杨曰──读通监？论历史」为名，「通监学」在二十世纪再添成果，与王船山《读通监论》前后相互辉映。但诚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过去的史论家论史，从「太史公曰」到「臣光曰」，就只是孔门一家的框框之见，而柏杨在翻译《资治通监》时，从他本身的现代多元文化背景，读不下去而痛批之，是为「柏杨曰」，它为传统的论赞学打下了句点。
所谓「读不下去」，约有以下数端，一是司马光所述的那个史事本身，其次是司马光之「所述」或隐或显表达的褒贬议论，最后是「臣光曰」的史论所存有的价值。而司马光所代表的正是传统的儒家，因此柏杨通过「柏杨曰」除了和历史对话，和司马光对话，也和众多的儒家菁英对话。柏杨所标举的是现代的民主、法治以及人权的新价值。柏杨说，抚今思昔，历史也就不再是舞台上的往事陈迹，因此他试图从历史着手，去了解我们这一代苦难的根源；他以古为监，要表达的是他做为一个现代人的领悟与感受。龚鹏程因此说《柏杨曰》是「现代化思潮下的史论」，刘季伦说那是他的「历史法庭」，☆（皆见《柏杨的思想与文学》），而一则一则读下去，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领悟与感受呢？
正名主义
春秋时代晋国（首府新田「山西省曲沃县」），长期以来都在魏赵韩三大家族控制之下，国君不过徒拥虚名。但形式上，晋国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封国，魏赵韩不过三大豪门。前四○三年，周王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
国王（三十八任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三大家族族长，瓜分晋国领土，分别建立封国，成为国君。晋国在被瓜分后，只剩下一小片国土，司马光认为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所着资治通监就从这一年开始；又写出长长的一篇评论，指出姬午破坏礼教，不能正名，导致圣贤后裔当国君的封国，全部消灭；人民受到涂炭，几乎死绝。
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的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
却在资治通监〈司马光曰〉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的，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先生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奔向死亡之谷的帝国之时，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知识份子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在〈司马光曰〉中，可以充份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群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
司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现代人对正名的认知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的正名认知，却恰恰相反：「是什么偏不是什么。」具体的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王国早就是一个王国，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可是《春秋》却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我偏偏称你五百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子爵」，因为你本来就是「子爵」！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定名份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为一种政治意淫，不切实际，而且把自己陷入一个被嘲笑的困局。
纪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三十任平公）姜骜先生，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蒋先生，在蒙邑（山东省蒙阴县）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骜向姬蒋叩头（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的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谓叩头，只是深深的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的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会交际场合，你先伸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的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宰相引经据典的说：「依照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的纪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在顾邑（山东省城县）再度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派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还编了一首诗歌：「鲁国人冥顽不灵／多少年都不清醒／使我们难以为情／他们死守着儒书／引起无谓的纷争。」
纪元前五世纪二○年代就成为笑柄的这种礼教，司马光不但用来评论同为纪元前五世纪九○年代的三家分晋，还在该笑柄发生后一千五百年的十一世纪，拿到桌面上膜拜。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派学者，竭力反对古代所没有的任何东西，和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他跟宋王朝六任帝（神宗）赵顼先生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份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顼曾经问他：「纪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岂止守着西汉王朝可以，即令纪元前二十四世纪的那些君王，和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十一世纪）的话，也都十分适当。刘彻（七任武帝）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奭（十一任元帝）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对不可有任何改变。」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是一项狂热偏执的时代反动，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
姬蒋先生一样，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司马光断定，如果周国王不加封爵，他们如果自称为封国国君，那就是叛逆，遇到像姜小白（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或姬重耳（晋国二十四任国君文公）这样的人，就会兴兵讨伐。然而事实俱在，楚王国首领早就自称和被称国王，并没有人封他，那可是最早的和最典型的叛逆，而且跟姜小白、姬重耳同一个时代，撞了个正着，姜、姬二人岂敢给楚王一记耳光？对称「国王」的叛逆，都干瞪眼，怎么能预卜对不过称「国君」的叛逆，就动手把他干掉？封国林立下的国君们，他们自己互相攻杀，大吃小、强吃弱，从没有人因为谁是国王加封过的「圣贤的后裔」而饶了对方的。怎么偏偏赵、魏、韩会由于是国王加封的而没人敢碰？而且恰恰相反，碰他们的人可多的是，就在加封后的第二年（前四○一年），秦国就攻击魏国。
司马光还犯了举证的错误。周王国所以残存，不是因为他们国王遵守名份──仅只遵守名份，便可保持政权不坠，天下没有这回事。而是它太弱太小，不构成力量，而又有残余的利用价值。卫国比周王国生存更久，难道卫国比周王国更为美妙？至于子启先生之宁愿国亡也不愿当君王，不知道是听谁说的？史实是：子受辛先生以嫡子身份继承帝位时，根本没有人拥护庶子子启夺权！不是他不敢，而是他不能。犹如柏杨先生，不是我不敢当美国总统，而是我不能当美国总统。
吴季札是另一种情势，他如果当了国王，才是遵守礼教；拒绝当国王，反而破坏礼教，因为老爹下令兄终弟及，哥哥们都严格遵守，只有吴季札公然背叛「君」
「父」，以致引起流血政变。
司马光这位儒家学派大师，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没有民主观念，更没有人权观念，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他要求的是，平民必须安于被统治的现状。等级不可改变，名份不可改变；君王永远是君王，平民永远是平民，夹在当中的司马光所属的以做官为唯一职业的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永远是士大夫。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是一项可能促使平民惊醒的巨响，拆穿了礼教的，和等级、名份不可改变的神话。因为礼教、等级、名份，全部来自官位和权力。姬发先生如果不使朝歌（河南省淇县）「血流飘杵」，他和他爹姬昌先生，哪里来的礼教？哪里来的尊严等级？哪里来的高贵名份？当平民觉醒，了解礼教只是保护既得利益阶层的铁丝网，尊严的等级、高贵的名份，自己同样可以争取到手时，士大夫才发生真正的恐慌。司马光看出平民藉着三家分晋这件事的启示，可能培养出独立思考能力，不禁又气又惧，遂在〈司马光曰〉中，要求皇帝重建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永恒的权威。不过，连司马光自己，也不能坚守他的立场，资治通监中，对叛逆的楚王国头目，只好仍称「楚王」，不敢称「楚子」。
赵无恤狡狯
晋国赵姓家族族长赵鞅（简子）有两个儿子，长子赵伯鲁，幼子赵无恤。赵鞅将决定继承人时，不知道哪个儿子最好，于是在两块竹简上，刻一段普通训诫的话，交给他们研读收藏。吩咐说：「要切记在心！」三年之后，再问他们，赵伯鲁张口结舌，忘了个净光，而且连竹简也无影无踪，赵无恤却背诵如流。问他要竹简，立刻从袖子里掏出来（古人宽衣大袖）。于是老爹赵鞅对赵无恤留下深刻印象，指定他当继承人。
赵无恤的才干，无庸置疑。但立刻从袖子里掏出竹简，却有点蹊跷。竹简是笨重之物，放在袖子里长达三年之久，天下岂有这种怪事。似乎只有一项可能，赵无恤在老爹身旁埋有暗探，早就得到消息。只能证明他的狡狯，不能证明所预期的他一定能忍辱负重。
君子和小人
三家分晋前，晋国（首府新田「山西省曲沃县」）本有四大家族：魏赵韩智。
赵姓族长赵鞅逝世后，智姓族长智掌握晋国政府大权，向赵姓新任族长赵无恤索取皋郎（山西省离石县）等地，赵无恤拒绝，智遂联合魏韩，围攻赵家根据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并掘开汾水灌城，距城头仅有三块木板的惊险差距。
困守孤城的赵无恤，派出密使张孟谈，策动魏韩两家改变立场。两家遂向智家军反击，掘开堤防，大水汹涌，倒灌智家军阵地，生擒智，立即斩首，把智姓家族全部屠灭。
司马光曰：「智所以覆亡，在于他的才能胜过他的品德。才能和品德是两码子事，才能品德兼备是圣人，才能和品德全部没有是愚人，品德胜过才能是君子，才能胜过品德是小人。」
司马光把人性当成一个无机体，所以对才能和品德所作的界说，似是而非。
「强毅」，固是才能，也是品德；「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判断一个人到底是「才能」胜过「品德」？或是「品德」胜过「才能」？根本无法办到。哪一个君王领袖，不是肯定他的亲信部属，都是天下第一贤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是一个邪恶小人，岂肯赋以重任？中国传统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绕着这种「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转，连诸葛亮都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咦，芸芸众生，挤挤群官，模样都差不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结果形成一项「我是君子，你是小人」
定律，互相指控。几个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这种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终于灭亡。而且，纯理论上，「愚人」比「小人」更糟，俗话说：「昏官之害，胜于贪官。」贪官在无赃可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贪的时候，他的才能还足以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而昏官，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运转。司马光这种论调，使历届王朝政府，都拚命强调「品德」，结果大多数都毁于庸才之手。因为人心复杂，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简单，一个人身上的邪恶与高贵，固同时并存，在盖棺之前，无法化验，也无法提出分析报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选举和法津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同时也用选举和法律激发他高贵的品德。然而司马光那个时代，却没有民主，法律更没有力量，使司马光只好诉诸抽象原则。于是，我们困惑（不是责备）：以司马光学问的渊博，为什么没有冒出一点民主法治的构思？
田文当宰相
魏国（首府安邑）国君（一任文侯）魏击，任命田文当宰相，大将吴起不高兴。田文说：「当君王年纪还小，有权势的重要官员互相猜忌，随时可能发动政变，民心恐慌。这个时候，宰相位置，应该属于你？还是属于我？」吴起沉默良久，抱歉说：「我承认应该属于你。」
当政治的运转有一定的秩序，人们也习惯并接受这种秩序时，压根不会产生「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危机。只有腐烂的政权，在转移时才有这种特殊现象。
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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