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作者：潘绥铭等

　　除了作者以外，本书所基于的研究项目的课题组成员还有：史希来、王天夫、郭大平、李放、蔡鑫、吴贵亨、黄琦、黄盈盈。

　　此项研究受到以下部门的大力支持：

　　中华社会科学基金99SH001号项目

　　美国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国家研究院第RO1HD34157号项目

　　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福卡迪项目

　　作者简介：潘绥铭，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出生，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留学美国，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性社会学和性别人类学研究，现任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所所长。

　　内容简介：性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如本书就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展开如此系统、全面、细致的论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作者潘绥铭教授，长期从事性社会学研究，有多部相关论著出版。此次由他负责的课题组首次运用严格的社会学规范的实证方法，对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进行大规模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数据。本书即是在这些科学调查得出的数据的基础上，对中国人性行为与性关系的整体情况所做的分析研究。书中所论问题，不仅涉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也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以往我们对这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采取回避态度，然而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个别突出的问题不仅影响人们的个人生活，甚至往往形成社会问题。因此，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些问题，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其学术价值，也有普遍的社会价值。


　　性社会学大有可为

　　（序言）

　　郑杭生

　　1987年，在我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潘绥铭从我校历史系转到社会学系。当时他已经专门研究性社会学而且做出了成绩，当然也受到了一些非议。我的态度非常明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性现象，不仅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的良性运行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所必需的，应该大力支持。

　　这些年来，潘绥铭一直辛勤耕耘，著述颇丰。社会学系和人民大学为他创造了良好的研究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例如：在我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后来被列为“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十五”国家级规划重点教材）及其后来的一系列修订版中，专门请他写作了《家庭、婚姻与性》这一章（现已增加了社会性别的一节），其中专设了《性社会学》这样一节。这是正规高校的全国教材中，首次出现性社会学的内容。这本教材已经连续发行了数十万册，对于性社会学的建立与普及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外，在我主持的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性社会学也一直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人类的性存在，是生活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设置如何实现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不仅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社会学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这方面，国际社会学界已经开展了近100年的研究，形成了高质量、大数量的研究队伍，推出了众多的具有重大与深远影响的学术成果。相比之下，我国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还是太少了，尚不足以满足转型社会的迫切需要。因此，我们现在早就不必再谈论性社会学应该不应该支持的问题，而是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促进它的迅速发展。

　　现在，潘绥铭的新著出版了。在我国，这是首次严格运用社会学的规范的实证方法，对于中国整体情况的全面反映与分析。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又一个研究成果，而且可以视为性社会学在中国日益成熟的标志之一。从宏观的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看，他的书得以出版，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表明：我们的社会更加理性务实，更加重视以人为本，更加强调学术研究的巨大价值与社会功能，更加善于创造一个和谐的、与时俱进的社会运行机制。

　　因此我认为：性社会学大有可为，期望潘绥铭的这本著作能够促进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的涌现。

　　最后，应当指出，当前我国的社会正在经历着广泛、深刻而激烈的变化，其核心是随着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社会结构的转型，情况极其复杂。客观情况的复杂性决定了思想观点的复杂性。社会上各个方面对待同一问题都存在多种看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在这样的条件下研究性社会学这样尖锐的问题，无疑是有风险的，也是容易引起的争议的。我希望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广大读者，都把它们看作是学者的一种真诚的探索和研究、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看法、观点和建议。也希望大家都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潘绥铭的新著。而且，从学术发展的观点看，有争议是正常的，有争议才有可能形成不同的学派，才能有学术的繁荣。

　　2003年8月9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01_性文化，我们继承了什么样的遗产

　　1980年第一期的《科学画报》上，刊登了郎景和医生写的《新婚性卫生》一文。当时在小范围内人们就欢呼：性禁区被打破了。到1994年10月，当一个大型性知识展览在北京开幕时，海内外的大批传媒又欢呼：性禁区被打破了！直到2000年当许多大学为了预防艾滋病而开展性教育的时候，还有不少传媒再次欢呼起这个老调子。

　　那么，我们中国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性禁区”，惹得人们去打破了20年，欢呼了20年？

　　性的精神禁欲主义与“唯生殖目的论”

　　在中国整个文化史上，其实并不存在一种严格的肉体的性禁欲主义。

　　如果只看我们自己的列祖列宗的论述，那么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早期道家文化体系不仅不禁欲，而且创造过房中术，以精致的性交技巧规范，来实现“合阴阳、延天命、通神明”的文化理想（李零，199）。儒家呢？不仅“食，色，性也”的基本观念广为人知，而且潘光旦先生在翻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一书时早就总结过：儒家的理想和社会实践，只是把性这个东西放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范围之内，既非全褒，更非全贬。就连佛教，中国文化中最接近肉体禁欲主义的一支力量，在社会实践中也并不是绝对的肉体禁欲主义。它虽然确实奉行教士（和尚与尼姑）独身，用“今生造孽，来世报应”的紧箍咒来钳制一般信徒的性活动。但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毕竟对抗不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中国本土的性观念。因此它不得不容忍“居士”的婚姻甚至纳妾和狎妓。也是因此，自从佛教在中国兴起之后，民间也就老是流传着和尚偷情、尼姑思春的故事和笑话。其实，并非佛门孽障真的如此之多，只是凡夫俗子死也不信人能禁欲耳！

　　如果来点横向比较，中国最严酷的封建礼教，在性的哲学上，比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来，连当学生还不够格呢。

　　首先，基督教有一个上帝，它是世界的起源和绝对主宰，冒犯它不仅是杀头活焚的问题，而且是丧失灵魂的无比和无解的精神痛苦。

　　其次，基督教早期教父之一圣奥古斯丁，率先把性本身就规定为反上帝的。因为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时并没有使用性的手段。他俩偷吃禁果之后，首先发现的是什么？不是人的智慧，而是人与人的性交！于是全人类世世代代就都带上了原罪；于是任何性活动，从毫不涉及他人的性梦和遗精，直到世俗中合理合法的夫妻性生活，都变成反上帝的最严重犯罪。

　　第三，性是原罪，任凭你怎么苦修行善，怎么心如古井，也终究解脱不了。中国佛教“终成正果”式的开后门，基督教可没有。

　　第四，基督教的性哲学并非仅仅是原始的迷信，它被发展得雄辩胜于事实。仅举一例：由于性是反上帝的，因此耶酥绝不能通过圣母与男人的性交而出现。那么怎么解释她的“处女怀孕”呢？教父们说了：生孩子最多只有4种可能的方式：有男有女、无男无女、有男无女和有女无男。第一种方式是反上帝的，上帝当然不会用。第二种方式，上帝在创造亚当时用过了，第三种则在创造夏娃时用过了（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为了显示自己是万能的，因此上帝在创造耶稣时，选用了最后一种方式：有女无男。

　　你说，你信也不信？！

　　反观中国本土的诸子百家，由于大家一古脑全是人世的，全信阴阳之说，因此谁也做不到基督教那4条，建立不起完整的禁欲的性哲学，只不过制造出许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性戒律和性禁规。（江晓原，1995）况且，如果不是后来漫长的有文字历史淹没了中国原始文化的痕迹，今人定可证据确凿地指出：绝大多数性戒律，其实不过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性禁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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