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闱》出版至今已经10年了。自它出版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日渐兴盛。现在，关于中国古代妇女的英文著作已经是10年前的好几倍。就像这本书一样，这一系列著作大多数都尝试使妇女史成为构成历史整体的一个部分。它们要使用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同样使用的工具，考察与女性生活相关的观念、行动和制度。    
    这本译著的中国读者可能会意识到，我是从一个和他们习惯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关于宋代女性的问题的。然而，他们可能对早期西方学术还不够了解，不能理解我的工作是对这些早期学术的回应。西方对中国女性感兴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他们经常强调中国家庭与西方惯例截然不同的特点，比如祖先崇拜，被法律承认的纳妾制度，几个已婚兄弟住在一起的多代同居的大家族。许多传教士内心里是改革家，专注于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他们用同情女人的笔触描写她们： 出生时，她们可能被不再需要另一个女儿的父母杀死；五六岁时，她们可能被卖做奴婢；她们的脚被裹得那么小，以致难以行走；她们不能接受教育；她们必须嫁给父亲为她们选中的丈夫；她们几乎没有财产权；她们很容易被休弃，被剥夺对子女的监护权；丈夫死后，她们可能承受不能再嫁的压力。    
    到20世纪中期，在为西方读者书写中国女性和中国家庭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家们占据了一个类似的权威位置。不足为奇的是，他们通过相当不同的方式架构他们的研究，试图避免民族优越感和屈尊俯就的姿态。他们把中国放在一个比较的框架里，根据家庭系统认同家人的方式、联姻的形式、传递财产的办法等等。这个框架划分了家庭系统，让我们对中国家庭的父系（patrilineal）、从父居住（patrilocal）、父家长制（patriarchal）的特色有了一般的了解。长时段的变化没有成为这种分析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受到人类学模型的影响，经常把中国的家庭当作中国历史的背景的一部分来讨论，就像地理或语言一样。他们并不把中国家庭的发展当作构成他们主要的历史叙述的整体的一部分。人类学家自己通常把中国的家庭当作相对较好理解的，并且把他们的田野工作致力于分析超越家庭的宗族组织。女性在宗族中很少扮演关键角色，因而一个把宗族摆在中心位置的中国宗族观使研究的着重点偏离了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