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周晓虹
翔实的资料、晓畅的文笔、精心的构思、睿智的激辩，深入探讨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历史命运和生存状况。
　3000户问卷分析、300人深度访谈、30个月调查走访，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全国五大城市尽收眼底。
　认同、消费、休闲、社交，多彩的生活形态衬托多样化的当代社会教育、品味、参与、媒介，独特的人生选择辉映大时代的中国走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周晓虹 
FO1 导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层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一个中等收入群体。
FO2 中产阶层的认同及其建构  
　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原来僵硬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人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迅速变化。
　FO3 中产阶层的消费及其社会逻辑  
　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向来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他们被认为是有品味、有格调、有消费激情的消费“前卫”。作为消费观念上的享乐主义者、社会阶梯上的地位追求者、生活方式上的品位制造者，他们总是会以其独有的消费激情和为人瞩目的前卫角色，在社会发展与时尚兴替中执着地寻求自我表现与社会认同的空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竞赛者和表演者。
　FO4 地位标签与闲暇生活  
　对于西方中产阶层来说，休闲生活是标识自身阶层地位的一道醒目的标签。在经历了早期现代化浪潮的美国小镇米德尔敦，相当于中产阶层的“经营阶级中，每个夏天都享受两个星期的带薪假期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普遍，但是在工人中间还不多见……在新的公民俱乐部中，有米德尔敦的经营阶级男性在闲暇时间喜欢的打高尔夫球、打桥牌和驾车出游等活动。”
　FO5 社会交往：边界与区隔  
　分析和研究某一社会阶层有各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从社会交往或者交流出发或以其为核心，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其中较为独特而且硕果累累的一种视角。
　FO6 传媒效用：寂静与喧闹  
　1986年，鲍尔等主编出版了《媒介、受众与社会结构》一书，该书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结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媒介系统深深地熔铸于社会其他系统之中，既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一切其他系统，又反过来受它的影响。
FO7 教育和文化资本的获得与传承  
　本章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文化资本的获得、传承以及确认这三个角度来描述中国中产阶层教育方面的特征，并尝试对其中的一些社会现象做出合理解释。
　FO8 品味：中产的符号生活  
　中产阶级在西方国家的大量出现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与国家机构职能的转变到来的。定期领取足够数额薪水的雇员队伍日渐庞大，这些薪水保证了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中间的地位，从而促使这些新兴群体迅速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阶级。
FO9 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  
关于我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分析，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中国中产阶层是否具有阶级或阶层意义上的群体问题、中产阶层在政治参与中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和举动、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对当前的社会稳定的作用。
FO10 附录一  
　始于19世纪40年代开埠的上海近代城市史，是一部上海现代化的发展史和社会转型史。这种在外力冲击之下生发的对现代化的内在追求和努力，赋予上海现代化以独特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FO11 附录二  
　近几年来，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趋势不断加速，都市居民很快地含摄各种次文化的向度。当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次文化渐次形成时即使是传统文化也只能占有一席之地的立足点，与科技文化、西方文化、企业文化等并列，而不再是一枝独秀。



　　导言：中国中产阶层的历史与现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层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一个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层，现在不但再生了，而且其生长和发展的势头极其迅猛。仅仅在10年之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还颇为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但现实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在2002年完成的一项研究中，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54～256页。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未来五年我国中产阶级人口达两亿》，《信息时报》2001年7月21日。而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胆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之多。《龙永图大胆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十年内达四亿》，
　　尽管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中国官方在正式的文本中尚未使用“中产阶级”（middleclass）的概念——使用“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再或“中间阶层”的概念是一个常见的替代，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出现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2001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169页。虽然江泽民在讲话中重申了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但显然“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新出现的阶层不再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甚至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可以说，正是社会结构的这种急速变动和意识形态的这种“松动”，为我们研究中国中产阶层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杂领：中国的中产阶层(1)
　　在中国，由于自农耕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它占到全社会人口的90%以上。加之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承受着相当大的人口压力，可耕土地本身的有限和地权的极度不均，决定了这90%的农村人口常常处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最下层，也使得我们的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糊口水平。在这90%的农民和上层社会的少数皇权官宦阶层之间，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乡村士绅阶层。士绅不仅是传统农村社会中一支重要的运作力量，而且士绅和农民也是传统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第61页。在费孝通、吴晗、胡庆均、史靖（王康）和张仲礼等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尽管士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都不限于经济方面的，同时也包括了具有功名科第、先前为官、因有学识而在乡里富有声望等条件，但占有土地甚至是相当数量的土地似乎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比如，史靖在为士绅开列的七项条件中将“有一份丰厚的财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且认定“虽然所有的地主不一定都是绅士，不过绅士则一定都是地主”。史靖：《绅权的本质》，吴晗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第132页。
　　因为士绅阶层处在封建国家的官方和普通民众之间，这一阶层具有组织协调民间社会的作用，也可以作“贫民大众和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第29页。具体用张仲礼的话来说，士绅阶层“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责任。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48页。萧公权也写道：“说士绅是乡村组织的基石，其实并不夸张。村庄可以、也确曾在没有士绅的状态下存在；但没有士绅的村庄，很难有任何高度组织性的活动。”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p317士绅阶级的上述功能或在民间社会的作用，使得一些人认为，士绅阶级就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中产阶层。我们承认，士绅阶级与西方的老式中产阶层或小资产阶级有相近之处。不过，由于这个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是脱离劳动的、具有相当的寄生性质，并且常常是封建社会暴力统治的代言人，因此他们和美国早期的自营农场主以及欧洲市民社会中的自营企业主还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种“准中产阶层”。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层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1）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2）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3）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和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5）最后，伴随着现代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教授，以及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这最后一批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对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递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中国第一代中产阶层的产生过程中，作为大都市的上海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孵化器。尽管开埠甚晚，但上海因为独特的殖民经历和与世界文明的直接对接之便利，在其经济获得迅猛发展的同时，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也比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来得更为迅速。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带动了上海的人口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和零售商店越来越多，老式中产阶层应运而生；而且随着金融业、商业、运输业、新式学堂、银行、律师事务所、海关、电报、邮局、铁路系统等现代服务业以及各式洋行的出现，各行业中的职员、科层组织的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由教师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知识分子也不断滋生，这林林总总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一个主体——新中产阶层，这是一个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由于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所具有的现代性、知识性、专门性以及可能获得的优厚待遇，使得中产阶层不仅成为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且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也成为大多数上海市民效仿的榜样，引领着社会风尚与习俗的流变。不过，上海的殖民与半殖民特点，也使得其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打上了消极自保的特点。
　　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层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尽管这个阶层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造（如工商业改造）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样，在1949年的革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层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按有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李强因此称其为“类中产阶层”，参见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产阶层的代际更替》，《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这些“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通过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获得了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有关“再分配机制”的讨论见Ivan Szelenyi et al,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Socialist Societies of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1978,19:63～87。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而不是所谓“中产阶层”或“中产阶层”。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层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实质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