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
冯积岐
　　冯积岐，1953年生于陕西省岐山县农村，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中短篇小说200多篇（部），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大树底下》等五部，散文集《人的证明》《没有留住的》等四部。《沉默的季节》获“九头鸟”长篇小说奖。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现在陕西省凤翔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一
　　祝永达在村口那棵松树下碰见马秀萍是很偶然的事情，当时，他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念头：有朝一日娶马秀萍为妻，从此甜甜美美地活人过日子。
　　那是一九七九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晌午。
　　走在田地里的祝永达觉得明媚的春天仿佛是从他脚底下生长出来的，解冻了的土地酥软而仁慈，从枯萎的色泽中挣脱出来的麦苗儿扑面而来。远远近近的村庄里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鸡鸣狗吠声和空气中逸散出的各种细微的声音在表示大地苏醒了活跃了。他从大队办公室出来没有回家去，独自一人来到了田野上。他心里激荡得厉害。他用右手抚了抚浓密乌亮的头发，抬起眼注视着前方。二十五六岁的祝永达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年轻些，他消瘦、白净，目光深沉而略显忧郁，那张猴儿脸和母亲吕桂香的脸庞极其相似。文质彬彬的样子不像个农民。
　　他庆幸他活下来了，活到了今天。
　　在松陵村，像他这样的地主富农的娃死了五个疯了两个。他没有料到三十年以后（从一九四九年他家被定为地主成分算起），只有一纸文件，或许只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地主成分就没有了。一个人的命运的改变原来这么简单！简单得使他难以置信。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可以被一纸文件或一句话左右几十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他既高兴又悲哀。
　　现在，套在脖子上的枷锁终究被解开了。动手给松陵村地主富农的娃们解开枷锁的是村里的支部书记田广荣。宣读完文件，田广荣进一步解释：“社员”是地主富农第三代子女的家庭成分，“社员”不再是“黑五类”了。会场上鸦雀无声。会散了，祝永达顺手抓起坐在屁股底下的半截子砖头毫不迟疑地扔出去了，砖头在一堆瓦砾中砸出的响声干脆有力。走出大队的院子站在路边他痛快淋漓地尿了一泡，朝着脚下他生活过的这块土地尿。他回头看时，赵烈梅还没有走，她站在大队院子门口，脸上挂着丰富而灿烂的笑，正在不错眼地看着他。他不止一次地从赵烈梅的目光里捕捉过脉脉温情。虽然，他不知道他在这女人心中的位置，但他明白，这女人很同情他。她是田水祥的婆娘，大他六七岁，椭圆形脸盘，肌肤微黑，极其丰满。她的眼睛说话时在笑，不说话时也在笑。他回过身来系裤带时赵烈梅莫名其妙地朝他点了点头，赵烈梅那喜滋滋的心情结结实实地写在她那表情饱满而润泽的脸上。
　　是田广荣把他叫到大队办公室去的。田广荣暗示他，要调他到大队里来工作。他没有表态也没有感激田广荣，出了大队院子朝那棵白皮松走去了。
　　这棵白皮松有一半枝丫已经干枯了，干枯的树枝仿佛老人的手瘦骨嶙峋地伸向饱满如籽的蓝天。松陵村人谁也不知道这棵白皮松有多少年岁了。松树下曾经有一座陵墓，陵墓是唐代末年被唐僖宗封为岐王的节度使李茂贞的儿媳的。因为有了这棵松树因为有了松树下的这陵墓，村子才叫了松陵村。
　　祝永达在松树下站立了片刻，信马由缰地在麦地里徜徉。太阳很嫩，跟路边浸出的小草一样。自由自在的春风如同脱了缰的牛犊子，很随意地把太阳抓过来给祝永达洒在脸上和身上，他觉得，一丝暖意跟线一样从他心上掠过去了。
　　田野上没有人影，没有牲畜，没有蚊蝇，没有机器，没有噪音，没有病毒，没有阶级，没有另类，没有恐惧，没有学习会、讲用会、斗争会；田野上有庄稼，有树木，有青草，有脚印，有汗水，有色泽，有宁静，有呼吸，有生长，有生存，有温馨，有骚动，有鲜鲜活活的空气，有蓬蓬勃勃的阳光，有平平安安的气氛，有丝丝缕缕的感情。祝永达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突然觉得很轻松，欲望蓬勃得厉害，他只是想搂住他爱的或者不爱的女人把她们的衣服扒光，扒得一丝不挂，揽在身底下尽情地发泄一番：要一览无余要淋漓尽致要痛痛快快。他要人模人样地做一回男人，大喊大叫地做一回男人。似乎这些年来他等着的就是这一天。他不得不承认，他确实被“解放”了。
　　祝永达恍然看见有一个女人朝他走来了，步子迈得很碎。直至走到他跟前走到松树底下他才看清了，是马生奇的大女儿马秀萍。马秀萍一只手挎在书包上——他第一次注意到女孩儿的手是那么纤细柔嫩那么招人注目。马秀萍先开口叫了他一声永达叔。他抬眼一看，女孩儿的脸红红的，粉粉的。她长得十分俊俏。伤感的松陵村似乎因为有了她而变得光彩了，她给晌午的田野新增添了“有”——有了鲜艳的色泽。
　　“秀萍，放学了？”
　　“没有哩。”
　　“你咋老早回来了？”
　　“我爸不叫我念书了。”
　　“你十几了？”
　　“我是一九六五年的，十四了。”
　　“才十四岁，为啥不叫你念书？”
　　“我不知道呀。”
　　马秀萍那对柔软的大眼睛满含着委屈而无奈的神情。
　　“你爸呢？”
　　“在后边，等一会儿就回来了。校长和他说话哩。”
　　“你回去，等他回来了，我给他说，叫你去念书。”听祝永达的口气，好像马生奇非听他的话不可。
　　马秀萍就站在他跟前，说话时隐隐约约突起的胸脯一起一伏，略显潮湿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他。后来，祝永达曾经不止一次地想，那天晌午他和马秀萍的相遇大概是天意是上苍的安排是一种宿命，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注视她阅读她。十几年以后，紧紧依偎着他的马秀萍直言不讳地问道：“是不是从那天晌午起，你就开始打我的主意了？”他说：“哪能呢？我咋敢打一个十四岁女孩儿的主意？”他没有撒谎，他刚刚被不再“另类”，刚刚被“解放”，他还没有那样的勇气。马秀萍给他留下的只是一种明晰的、美好的印象，他的心中仿佛透进来了一束亮光，他不由得冲动，真想放开喉咙大声呐喊几声，或者脱光衣服就在这田野上疯跑，直到累得趴下起不来为止。他只有一个愿望：一定要人模人样地活人做出点事情来。在过去的那十年间，他简直活得不是人。
　　祝永达目送着马秀萍从松树底下走过去从田野上走过去，她的背身在他的目光中淡了，再淡了，淡到了他的视力不能及。她那鸭蛋形的带着孩子气的脸庞还在他眼前，她那双汪满了水的眼睛还在他眼前。女孩儿仿佛于一瞬间长进了他的肉里，把根须扎在他的心里了。
　　马秀萍走后不一会儿马生奇从南堡公社中学回来了，他是去给马秀萍退学的。马生奇快四十岁了，中等个子，四方脸，一头短发稀稀的，跟受了旱的玉米苗一样。他走起路来，腿有点向外撇。祝永达拦住马生奇问他，为什么不叫马秀萍念书了？
　　“我供她念书，那不把我冤死了？”
　　“她是你的女儿，你有责任供她，有啥冤的？”
　　马生奇冷笑一声：“她是我的女儿？她要是我的女儿，我非把她供进大学不可，可惜呀可惜，她是野汉的，不是我马生奇的。”
　　“娃大了，你不要胡说。”
　　“不是我胡说，她确实是野汉的。别人不知道，我马生奇知道，薛翠芳知道。”
　　马生奇不住地扼腕叹息。松树的阴影在他的身上摆动着。他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来手颤得半晌点不着火。马生奇冤枉得摇头跺脚。他很凶地抽着烟，恨不能一口把那半截纸烟连烟丝吞下去。他跟套在碾子上的驴一样在原地转了两圈，一双手响亮地拍了两下，好像等待了十几年了才找到了一个诉说冤屈的对象。
　　一看马生奇那十分愤慨的样子，祝永达不知说什么好。他给马秀萍的那个保票是白打了？看样子，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二
　　从薛翠芳生下马秀萍以后马生奇就怀疑这女儿不是他的骨血。马生奇的怀疑不是没有理由。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前夕，在新疆石河子农垦师工作的马生奇回到了松陵村，和薛家村的薛翠芳结了婚。婚礼由松陵村的支部书记田广荣主持。三十多岁的田广荣正在春风得意之时，他能给这一对年轻人主持婚礼也算是马生奇一家的体面了。酒桌上，村里人不住地赞叹，长相平平的马生奇算是采了薛家村的一枝花。薛翠芳的漂亮简直就是松陵村的一面旗帜，年轻人的目光被召唤到这面旗帜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在酒桌上就开始嬉闹了。连田广荣似乎也有了三分醉意，失去了往昔的威严与冷峻，薛翠芳敬酒时，他竟然捏住了新人的手腕不放，他的失礼使同桌的长辈们尴尬了好一阵子，端着酒壶的马生奇蒜头鼻子也红了却无法张嘴，也不知说什么好。一脸娇羞的薛翠芳从容自若，没有忸怩，没有给人们难堪。她的随机应变落落大方使长辈们颇为反感，当时，就有人放出了话：马生奇恐怕是守不住这个媳妇的。
　　结婚头三天没大没小。即使薛翠芳在酒桌上的举动有点放肆，马生奇也不会在乎的。初次交欢，他如同将嘴伸进蜂蜜罐子里被甜糊涂了。在新疆的漫漫长夜里他曾经焦灼地渴望过茫然地想象过，一经实践，他才明白，那美妙是想象不到的，它比酒更容易醉人更容易上瘾。天一黑，他就和薛翠芳钻进了被窝。他简直像吃不饱的孩子。使马生奇遗憾的是在他归队的前两天薛翠芳来了月经他想弄也弄不成了。他意犹未尽地踏上了归途。薛翠芳没有想到，她的这次“见血”会给马生奇的怀疑留下了间隙。
　　第二年国庆节马生奇回家探亲时，马秀萍已经出世了。他一时处在得到了女儿的欢欣之中不可能去想这女儿的血管里是否流淌着他的血液。他之所以不可能那么想，也因为他爱他的翠芳，爱得如痴如醉如癫似狂，就是她有什么过失也不能动摇他对她的爱。他在心里说，他爱她，要爱她一辈子。
　　一九六六年，他从新疆回到了凤山县，在县卫生局当了一名普通干部。因为工作需要他常去县医院，和一位医生交上了朋友。朋友之间无话不说，包括和女人做爱的事也会说得十分透彻十分粗鄙。是医生朋友提醒了他：你归队时薛翠芳正在例假中，怎么会怀上孩子呢？疑虑由此产生了：莫非她在松陵村有了相好？莫非他被戴上了绿帽子？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用审视的目光盯着薛翠芳，可他从薛翠芳身上并未发现一个放荡女人的蛛丝马迹。他能感觉到，除过自己的丈夫，她和松陵村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没有很深的交往，更不要说和谁暧昧了。他还是不放心，对她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半夜三更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回到了松陵村。薛翠芳从被窝里爬起来睡眼惺忪地开了院门。在自己的房间他未曾嗅见一丝男人的气息更不要说捉奸了。女儿在炕那头熟睡着，薛翠芳的被子筒里尚有暖意。他上了炕，薛翠芳照常供他享用照常那么热烈那么贪婪。可是，他的疑团并未因此而消除。
　　从薛翠芳身上没有窥视出丝毫破绽，他又开始审视女儿。他将马秀萍叫到跟前来，左端详，右端详，怎么看，也在女儿的五官上看不出一丝半点自己的特征来。他是蒜头鼻子，他是细眯眯眼，他是厚嘴唇，而马秀萍的鼻子端端正正，眼睛黑亮黑亮，嘴唇不薄不厚，面部没有一处可挑剔的。就算她取了薛翠芳的全部优点面部也该有自己的一点痕迹，怎么从她身上连自己的影子也没有捕捉到？他极其失望极其沮丧觉得很憋闷很冤枉却说不出口。随着马秀萍一天天地长大，他对她越来越疏远了。有了二女儿和儿子以后，他对马秀萍就很讨厌了，左看右看不顺眼，动不动训斥她或者出手就打。马生奇一只手猛然抓住马秀萍脖颈上系“银牌”的银链子向前猛一拉，银链子勒得马秀萍又哭又叫。马生奇狠劲一揪，银链子揪断了。“银牌”到了他手中。这“银牌”是马生奇的祖母传下来的，有三个银元的分量。“银牌”状如青蛙，正面压印着“长命百岁”四个字。有“锁命”的意思。马秀萍满月那天马生奇将“银牌”系在了女儿身上。现在，他毫不留情地从女儿的脖颈上揪下来了。有一次，他出手太重了，孩子被打得尖声怪叫。薛翠芳将女儿搂进怀里流着眼泪问他，为啥要无缘无故地打孩子？他说：“她是我的女儿，我就该打。”薛翠芳说：“她就是你的女儿，你也不该打得那么狠，你的心肠咋硬得跟石头一样？”他说：“我只叫你说一句话，你说她是不是我的女儿？”薛翠芳不吭声。他口出粗言：“她是我日的，我就要打，她要是野汉日的，我就不打了。”薛翠芳知道他是借打女儿寻衅闹事，她一旦和他接上了话茬儿非吵个天翻地覆不可。她不和他较量，拉起女儿的手向院门外走去了。每逢这时候，薛翠芳就采取不战而逃的办法，她惹不起他总能躲得起他。她的愿望是尽量不让女儿遭受拳脚之苦，尽量不叫马生奇用带着毒汁的口舌扫荡马秀萍。至于说马秀萍是不是马生奇的女儿她不去和他较真，这事怎么能用嘴说得清呢？马生奇把她逼急了，她就说，你不相信，就去医院里检验。马生奇不去医院，他说他不愿意把人丢在凤山县城，他非要叫她说清楚不可。她看得很清，马生奇虽然骂得那么凶打得那么狠，其实很脆弱，他不但怕丢了他的面子，还怕失去她，她的漂亮使他自惭形秽。因为自卑，他就担心她会被别人占有，越担心疑心越重。马生奇如鲠在喉，想吐吐不出想咽咽不下，他只能变着花样折磨薛翠芳。可以说折磨薛翠芳是他对她的爱的一种粗暴的方式。说他不爱薛翠芳那不公平，他是很爱她的，爱到了恨的地步，恨不能将她拿在手中自如地摆弄。在他看来，女人一旦嫁了人就得无条件地忠于丈夫，他把女人的贞操看得比活人过日子更重要。遗憾的是，几年了，他一次也没有完成捉奸的壮举。他恶狠狠地想，一旦他把那野汉捉住非把他撕成碎片不可。然而，他就是把薛翠芳打死，她也不露口风。他越折磨她，她越强硬。使他难以理解的是，薛翠芳一次也没有提出过离婚，他施暴之后，依旧爬上她的肚皮，她从不拒绝也不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