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前言  　 
　　　我在1987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中曾经指出，边际主义已有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它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对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而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边际效用学派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的兴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正是对这段历史的专门研究，它以其资料丰富翔实、分析严密周到和论述准确生动而倍受读者好评，甚至被视为经典性的著作，成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特别是边际主义经济学史的必读参考书；该书初版于1960年，早已售罄，学者们往往欲求而不可得，成为书中珍品，有鉴于此，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这部书。　   
　　本书作者理查德·豪伊（1902年生）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史）家，他于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1929年获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29年起任教于堪萨斯大学，历任经济学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前后长达44年之久，直到1973年退休。豪伊教授还是一位闻名遐迩的经济学文献收藏家。　   
　　1984年我赴美研修期间有幸与豪伊教授建立了联系，并获赠一册他的这部名著。在得知本书译事之后，他又应约于1987年8月为中译本写了一篇学术评论性的序言，同时寄来了他的一篇题为“边际主义的起源”的论文，该文是作者于1971年夏在意大利白拉吉纪念边际效用学说问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豪伊教授在来信中说：“这篇论文是对我的著作（即指本书）的补充。一方面，我的书只写到1960年，而这篇论文涉及的范围扩及1971年。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充分利用了《瓦尔拉斯通信及论文集》中的资料，这部论文集是贾菲教授的不朽之作，三大卷，1965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本书择译了作者的这篇论文。　   
　　在本书问世之际，我要特地向北京大学西语系王文融教授、东语系杨康善教授、经济系范家骧教授表示感谢，他们在百忙中热情和认真地协助我翻译了原著中为数不少的法文和德文语句，从而使本书得以圆满译成。全书文责当然应由译者自负。欢迎读者指正。　   
　　晏智杰　   
　　1987年8月　   
　　本书原由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本书中译本即据该版本译出；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以“早期著作”出了重印本。与原版相比，重印本增加了一篇乔治·斯蒂格勒教授撰写的前言，并将上文提到的豪伊教授本人的“边际主义的起源”一文作为重印本的绪论，正文则全部是1960年版的重印。豪伊教授于1989年12月给我寄来一册刚问世的重印本，我据此补译了斯蒂格勒教授的前言，并将“边际主义的起源”一文的全译文作为绪论，正文译文则保持原样。　   
　　原书各章的注释集中排在全书正文之后，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将注释移到各页正文之下，由于作了这个调整，出现在同一页上的原书注释的页码同原书正文的页码就不连贯了，提请读者注意。　   
　　晏智杰　   
　　1990年3月　   
　　此中译本在译成之后11年终于问世，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我要感谢他们对出版学术著作的热忱，对该书学术价值的重视和认同，以及张红女士的努力和辛勤劳动。　   
　　晏智杰　   
　　1998年12月17日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中文版序言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问世后，有幸颇受世人评说。在这个序言中，我想对1960－1965年间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对本书的评论作一小结，我相信这对晏智杰教授的中文译本的读者是有意义的，就像往昔的游记对今日的旅游者有用一样。　   
　　评论者对一本书通常总是有赞许也有贬抑。前者超过后者，可谓肯定的评论，反之，便是否定的；而肯定的评论极易超过否定的评论。本书问世后5年间先后获得的署名评论中，属于肯定的评论有11篇，否定的评论有3篇。　   
　　肯定的评论的评语、作者、出处及日期如下：　   
　　“在当代经济学家中，也许没有人能像理查德·豪伊那样熟悉该学科浩瀚的文件了。”R．M．罗伯逊，《维多利亚时代研究》，1961。　   
　　“一部出色的作品……一篇惹人喜爱的历史记载。”J．E．巴塞尔，《南方经济杂志》，1961。　   
　　“资料可信，文笔优雅。”P．阿尔特，《科学与社会》，1963。　   
　　“作者在这个研究中并没有自命不凡，而以一种毫不矫饰和平实的方式获得了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这种学者风度与作风正在学术界迅速地消失。”R．达塔，《Arthaniti》，1961。　   
　　“总之，这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著作，很难相信它只有271页。”E．菲尔斯，《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962。　   
　　“在近期关于著名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研究中，豪伊的这本书应被看作是最值得注意的贡献之一。”A．蒙塔纳，《施穆勒年鉴》，1965。　   
　　“一般来说，豪伊所用的不是思辨的方法，而是根据最精确安排的事实材料进行研究的。”M．斯特林塞，《国民经济学杂志》，1963。　   
　　“这是一部关于边际效用理论起源的非常精确和深入的历史著作，它出自一位忠实和博学的作者之手。”E，詹穆斯，《经济评论》，1964。　   
　　发表类似评论的还有荷兰的杂志（M．爱斯金斯，《经济学评论》，1960。P．亨尼普曼，《经济学家》，1962。）以及丹麦的刊物（K．E．斯文森，《国民经济学评论》，1961）。　   
　　G．H．布斯凯、C．W．季尔鲍德和E．考德发表的评论则是否定的。他们的观点与本书显然不一致。他们对本书的某些部分看来是赞成的，但总的来说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此不应忽视。　   
　　布斯凯评论的开头是一句释疑的话：“这是一部易读的有教益的著作，它介绍了一段我们科学的有趣的历史。”（《政治经济学评论》，1961）布斯凯早在1927年就发表过一部常见的经济学史，我在本书第216页［见中文译本附录注释（24）〕提到过这本书。　   
　　在一番略显恭维的介绍之后，布斯凯声称，我的这本书不是他所写的那一种：他的书论述的范围更大，开头比1870年早得多，而结尾是在1889年之后很久。此外，他还更多地注意到戈森等重要人物，而不太重视拉韦利和奥托这些相对来说不甚重要的人物。　   
　　我起初是想写一部布斯凯所说的那种著作。我深知这样写的优点，但我改变了主意，宁可牺牲广泛的涵盖范围，也要作更详尽的研究，以阐明边际效用理论进入经济学主体的过程。　   
　　第二篇否定的评论是季尔鲍德提出来的，他勉强承认本书作者“看来阅读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甚至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早被人遗忘了……书末的注释也是一份很有用的文献书目单”（《经济学杂志》，1961）。季尔鲍德（他是A．马歇尔的侄子）对我的下述结论非常不满：他叔父认为他自己先于杰文斯表述了边际效用思想的说法是错误的。李尔鲍德的这种怨恨使他不能公正地评价本书的其他方面。　   
　　F．M．邓恩从新南威尔斯给我来信，对李尔鲍德的攻击有以下评论：“季尔鲍德的评论是蓄意中伤，不单是因为他对你的整个著作的辱骂，远远超出了有关马歇尔是否为首创者这个次要和部分来说无关紧要之点。既然任何认真和不抱偏见的研究均已表明，马歇尔所谓他惠及于其他人的种种说法，都不过是精心和审慎编造的谎言，所以它也就不仅是一种不真实的说法了。季尔鲍德真正的失误在于，在这样一个大多数出版物简单地、不加分析地重复别人言论的学科中，他的确碰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严肃批评必定分辨出了某些新颖和富于首创性的东西，而他的惟一目的就是把这些东西一笔抹杀。”　   
　　邓恩接着说：“你可以聊以自慰的至少是，时间在你这一边。熊彼特写《经济分析史》时，起初轻率地接受了有利于马歇尔的种种要求，后来又仔细解释这些要求为什么不可能是对的。你则干得直截了当，因而受到了中伤。”　   
　　考德是第三篇否定的评论的作者，他长期致力于写作《边际效用史》，此书于1966年出版。我在第8－9页（中文译本第一章第v节）曾提到他的一篇多次被援引的文章（发表在1953年《经济学季刊》，指出他“把价值解说的分歧同经济学家的宗教背景联系起来”。　   
　　考德评论的第一段以三句赞扬的话结束：“为收集资料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充分地解译了数学理论，特别是瓦尔拉斯、威斯蒂德、奥斯皮茨－里宾的观点”；“作者以出色的英语写作，还用了一些辛辣的措辞。”《世界经济文献》1961）　   
　　但他接着说，“尽管有这些优点，本书仍然是不值得推荐的。”他认为，我关于杰文斯的“一位论教派”的背景对其边际效用思想的影响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挑出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各章，列举了我所犯的至少四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