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　作者：资中筠
　　总　序新闻通稿
　　新闻通稿
　　财富的归宿   财富的尊严
　　——《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市
　　从卡耐基到洛克菲勒，从福特到凯洛格，从索罗斯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美国的各大基金会的影响进入了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当中。基金会在社区服务、教育、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医药卫生以及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领域，不但对美国社会有深刻影响，而且其影响遍及全世界。
　　2006年新年伊始，一本由中国学者自己写作的介绍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书即将面市。这本书初版于2003年（题为《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和珍贵的图片，在书中评述了美国现代公益事业的历史渊源、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探讨了基金会所代表的思想理念、基金会的动机和效果。书中列举了20世纪初、中、后期约20家各种类型有代表性基金会的发展历程、思想理念和运作方式。作者还集中论述了美国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此次再版，作者又新增加了对近年来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状况的介绍。这本书的英文译本也将于2006年在美国推出。
　　作者资中筠女士是中美关系史专家，前前后后花了十年时间积累资料，以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写作了这本著作。写作这本书，她有着更大的愿望，希望“在我国‘先富起来’的阶层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积极的、科学的散财之道也许终将提上日程。”
　　这本书在初版之时，即获得了企业家、政府管理者、非盈利组织的管理者和研究者以及对公益事业热心的普通读者的好评。书中关于美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历史地位的阐述，关于美国公益基金会运作机制的规范化的研究，关于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的论述，关于“公益”哲学理念的探讨，都给读者很大的启发。政府、非政府组织或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可以从本书中获得学习和借鉴；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家们，能从中获得思想理念上的支持，获得共鸣，共同捍卫财富的尊严；对公益、慈善事业感兴趣，对中国现实社会关心的青年人和普通的公民，能从本书的内容中体悟“公民观念”、“社会责任感”以及“自助互帮的精神”，共筑良好的社会风气。
　　此次再版，也正逢我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社会不断和谐进步。 当“公益”日益成为社会的风尚，“自助互帮精神”越来越备受关注，“爱心奉献”也渐渐成为每一个公民的普通诉求，财富也将找到自己的归宿，成就自己的尊严。
　　总　序相关评论
　　相关评论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讨论集资、生财、创造财富，资中筠的这本书却讨论“散财之道”，她发出了一个极其不同一般的声音，这声音提醒我们，除了发财致富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钱并不是一切，光有钱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些别的，所以我们应该看一看资中筠写的这本书。它讨论的是一个使社会更趋于完美的公益性事业。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
　　本书视角独特、内容丰富，是研究当代公益基金会的一面镜子。
　　——黄浩明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本书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在探讨构建所谓“市民社会”，如何充分利用政府和企业外的第三方即民间组织或类似的非政府组织（NGO）填平社会鸿沟的问题，希望中国借鉴美国的经验，发展造福社会的公益事业。
　　——李犁 原《公益时报》副社长
　　总　序再版序
　　再版序
　　如初版前言中所说，本书原意是作为美国研究的一部分，着眼在帮助国人从更宽广的视角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如果有所启发，也是原则上的，比较遥远，并没有想到在当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为我认为国情相差太远。出乎意料的是，本书于2003年问世后，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不少报刊登载了评论文章，本人也应邀接受了许多采访，并在不同场合就这个问题作演讲。特别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因此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过去完全陌生的领域，就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和以不同方式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告诉我，这本书来得很及时，因为除了少量翻译著作外，这是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综合介绍和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而当前正是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和公益家茅于轼在本书的书评中写道（大意）：20年前我国开始引进市场机制的时候，大家对于“赚钱”之说极不习惯，因为完全违反了我们过去30年所受的教育；现在又是180度大转弯，全国上下都在讨论生财致富之道，这本书却讨论“散财之道”，告诉大家怎样花钱以服务社会，再一次引起大家的惊奇。回顾这20多年的改革，变化之大，进步之快，恐怕都是空前的。①
　　在他们的评论发表的同时，我国这方面的形势正经历着迅速的发展。其原因是当前我国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至少有以下一些因素与本书的主旨有关：
　　（1） 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亿万富翁，而另外的亿万人却生活在贫困之中，缺乏最低社会保障。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社会公开讨论的热门话题。
　　（2） 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对社会公益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除了刚才提到的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大量新的社会问题也随着社会变化而涌现出来，例如： 由于人口老龄化、传统家庭解体以及“空巢”现象等因素同时出现而日益严重的家庭问题，流动人口的权益与福利问题，环保问题，毒品问题，卖淫问题，艾滋病与其他流行病问题等等。其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和失学问题尤其显得尖锐突出而影响深远。单靠政府力量是不够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社会公益力量的介入。
　　（3） 旧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显然，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都由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和团体来解决。旧的所谓“从摇篮到坟墓”全靠党和政府的体制早已失效，何况即使在那个时期实际上也没有全包，城市中没有“单位”的人口不在该体制内，更不用说农村。现在政府财政正在从各种以前的福利领域退出，更遑论如此大量的新的需求。因此，需要填补的真空相当大。再者，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和期待在不断提高，有了与国际的横向比较，也就更容易增长不满情绪。
　　（4) 私有部类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稳步增长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实际上存在已久的事物终于在1999年修改的宪法中获得了合法地位。2004年修正的宪法中又进一步承认了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应该说是带有划时代性质的。这一举措除了带来其他效应之外，更鼓励了私人对公益的捐赠，从而促进私人公益事业的发展。
　　（5) 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有所提高。尽管当前社会和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但就全社会而言，人们意识到社会问题需要除政府以外的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特别是公益事业进入了企业的关注范围，积极公益的企业家也日益增长。另外，志愿服务也开始提上一般人的日程。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批热心的公益事业活动家和组织者。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根据多年这方面实际工作的经验，称本书为“研究当代公益基金会的一面镜子”，他读本书后提出六点与我国现实有关的体会，最后集中提出三点意见：
　　（1) 政府应加速制定非营利组织以及基金会管理的法规和条例，创造一个有利于非营利组织以及基金会发展的良好法律环境，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慈善事业中的作用。
　　（2) 弘扬中国扶贫济困的传统理念，坚持“授人以渔”的方法，建设非营利组织步入自我管理、自我制约和专业化运营的发展轨道。
　　（3) 非营利组织必须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②
　　与他的文章发表的同时，我国这方面的形势有迅速的发展，慈善公益事业不仅是媒体和学者的呼声，而且进一步为政府公开承认和面对。2005年“两会”政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并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以后，各级政府都纷纷对此有所关注，有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