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写小说完全偶然。1971年我所在的部队在深山里施工，很是艰苦，当时南京军区向各部队征稿，看到这是个偷懒的机会，就自报奋勇说自己会写小说。谁知竟写成了。第二年又给《解放军文艺》写过一篇小说，竟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介绍到国外。自此真的以为自己会写小说了，牛得很。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短篇集《开端》。其实回过头看，不过是编些军营大兵故事而已。
　　回想起自己真正的成长，有一位前辈是不敢忘记的。他就是从前《清明》的老编辑张禹。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末，我把写了几年的《李固之死》投给刚创刊的《清明》，几个月后收到张禹的回信，漂亮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六页纸（可惜我太粗心，这封信今天已经找不到了）。张禹详细谈了他对李固的看法和稿件的意见，大意是：他认为东汉王朝的败亡是历史必然，李固重新当政的那一短期，是不可能“中兴”的，你这样去写李固，有影射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有政治投机的嫌疑。还说了些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不要急功近利之类的话，让我修改。当时我很不服气，一来我确实在某个史料上见过“中兴”二字。二来当时的文艺风气就是如此，别人做得为什么我做不得？三来我写李固时正是批邓时期，根本不可能预知邓的重新复出。那时的我，少不更事，血气正旺，恰巧要去合肥出差，就拿着稿子打上门去。
　　张禹，五十多岁，温州人，瘦弱，面窄，且看上去好像营养不良。后来才知道，他的经历十分了得：参加过台湾“2.28”事件（台湾政府为2.28事件平反时还赔偿了六万美元）；回到大陆后又不幸卷入“胡风集团案”，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坎坷煎熬中度过。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并未因为一个二十来岁小青年上门指责而生气，相反，他乐呵呵地请我去小酒馆喝酒，并表示争论要继续。我不胜酒力，喝一点就上脸，眼底都是红的。而他好像更不行，争起来脖子比小脸粗了许多。记得那一次谁也没能说服谁，我修改稿中的这一段坚持不改，他在编辑时把这一段又坚决删去。像这样听命于“文学”的编辑今天恐怕不多了。
　　可是当我也到了他那个年纪时，才忽然明白先生是对的。不管李固复出时是否有过“中兴”，都改变不了东汉王朝覆灭的命运。小说表现的应该是李固如何慷慨赴死，是人的精神价值。这才是历史的逻辑真实，是文学追求的艺术真实啊！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李固之死》至今仍在互联网上流传，就是最好的证明。
　　张禹后来退休回老家生活，我们一直没有联系过。但这件事我一直记着，不敢忘怀。今天出这本集子时我把它记在上面，因为我理解到了什么才是文学真正需要的精神，什么才是人民需要的艺术表达。在商业写作盛行，而纯文学圈内“小事崇拜”“形式至上”流行的今天，惟有文学精神还能支撑我写下去。
　　小说是最具思辩色彩的艺术，要经得起咀嚼才好。它可以是“先锋”的，但最好有内容与之相合，倘若没有当今人类最前沿的思想发现，不能用人类文明的成果照亮时代生活，那么所有绕前捧后的表演不过是玩花活儿，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它可以是“个人”的，但最好是个人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与发现，而不是个人隐私的叫卖，脱光衣服跑到大街上吸引别人的眼球。它可以是“大众”的，但最好是站在大众的整体立场来观察世俗表达人性，而不是追随时尚赞美平庸，把丑字当五字写。它可以是“苦难”的，但最好是真实具体的精神困境，而不是逃避“宏大叙事”和“公共领域”，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嘀嘀咕咕。它可以是“形而上”的，但最好是如《皇帝的新装》《三个和尚没水吃》，老少妇孺皆可晓畅，而不是绕开历史社会内容去假思玄想。它也可以是“后现代”的，但最好有对人类前途的焦虑与瞻望，而不是对几亿人口尚在为温饱挣扎、现代文明空气还很稀薄的中国现实视而不见，装出一副前卫的样子为所谓的文学史写作。一个没有能力把握认识自己所处时代的作家，一部只见形式不见形象的小说，吹上天去我也不相信它是“纯文学”。上述种种主义说白了，不过是掩饰低能和犬儒心态，不敢面对现实的借口而已。因为毕竟画鬼比画人容易得多（鲁迅语）。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没有文学精神，就如同相声艺术取消了讽刺，它当然不如影像来得直观，不如网络来得便捷，也不如三级片来得刺激，美女美男也包装不了。
　　中国文坛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主义轮番轰炸以后，小说艺术的基本价值作为一个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绝不是偶然的。尽管文学精神屡遭遮蔽，在各个时代的表现不同，但它依然在中国文人的血脉中顽强而鲜活地延续着，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不绝如缕。而张禹老先生那种追求纯粹的认真劲头，那种拒绝媚俗的断然态度，那种超越世俗功利的审美理想，那种对青年后生的赤诚坦荡、帮衬扶持，堪称绝响。今日思之，不免唏嘘。
　　是为记。
　　曹征路
　　2004年10月于深圳景蜜村
　　（本文为曹征路2005年7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那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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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作品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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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重大的消息居然是一个记者透露给她的，这太伤人了。当时脸上的那种感觉，就像一块扯不平的台布，经纬混乱，五官错位，而且久久不能恢复。她没有照镜子，但她知道肯定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偶然结识了这个记者，如果不是这家伙死乞白赖地要和她攀谈什么美国印象，或者如果那天她不是心情不好，也许至今仍蒙在鼓里。
　　说出去都是个笑话，她一个堂堂政府首脑，一个地方长官，居然不清楚自己的去向，还要靠记者来提供情报。
　　那天是为了什么事情，记不清了，反正气得够呛。晚间散步时就发现了这家得克萨斯风情酒吧。酒吧是那种老式平房住宅改建的，门口故意加了半人高的活动木栅栏，内墙也被加高了，挂着广告招贴画，骑在马背上的西部牛仔举着大号酒杯，眼睛盯着露出巨乳的金发女郎。而霓虹灯打出的广告同是“狂野、浪漫、愉情”。特别是手书体的愉情两个字，“愉”字写得像个“偷”，加之霓虹灯管好像故意残缺了一点点，在晚上看就变成“偷情”了。这创意显然是来自一个狡猾的文化人，看着可气，于是她就走进去要了一杯生啤。
　　酒吧里面果然烛光飘忽气氛暧昧，三米以外看不清人。音箱播放着爵士乐，像是个快断气的老人在呻吟，曲调忧伤而且破碎。对这种场所里的猫腻现在人们早就心知肚明见怪不怪了，什么酒吧发廊娱乐城桑拿浴，全都一样。没有色情就没有超额利润，没有超额利润就没有投资冲动。只是在中国，这种事做得说不得。
　　前年中央几部委还联合发过一个文，要求各地一把手亲自抓。抓的方法是把相关单位的负责人集中起来开过一个会，把文件念一遍，然后宣布散会。其实他们是非常清楚什么叫做“亲自抓”的。他们都去过美国，考察过拉斯维加斯，知道那儿的警察在保护谁。
　　她陈启秀当然也不是傻瓜，书记给了眼色，她还能看不懂？第二天她就让税务局去加强管理了。那局长还傻帽似的再三再四地追问，“陈市长您是不是说？是不是说……”
　　“我说什么了？我让你们加强管理，不该流失的税源，一分钱都不能流失！”
　　近来，她时常会没来由地在内心苦辩，有时吃着饭，自己就辩论开了。嘴唇翕动，念念有词，想来脸色一定也是挺可怕的。这种神态弄得默生和蓓蓓也很紧张，两个人不住交换眼色，然后盯着她的脸。她自己也知道这样很不好，应该放松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可就是控制不住。所以她干脆晚饭后就出来散步，把积压一天的事情，把所有的怨气和怒火在夜色中释放干净。
　　这天也是鬼使神差，发现了这么个偷情酒吧，认识了这么一个人。
　　“陈市长，您难得有这个雅兴啊。”
　　她愣了一下，没想到这地方还有人能认出她来。然后她就看到了一张挺有意思的面孔，宽额高鼻，目光忧郁，还带着一点玩世不恭。
　　她说，“市长也是人，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那人笑了，露出一嘴好看的白牙，味道有点像阿兰·德隆。“我能坐下吗？”
　　“你请便。”她冷冷地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