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译者前言

　　沃森和克里克于1953年提出的DNA分子结构模型可以与达尔文的进化
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相媲美。他们指出，遗传的基本物质——脱氧核糖核酸
（DNA）具有一种微妙的双螺旋结构。这一重大发现为探讨遗传的化学基础开
辟了一个新纪元，引起了生物学的一场伟大革命。其结果是在此后不久就完全
阐明了遗传密码问题。由于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沃森和克里克获得了诺贝尔奖
金。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一书是沃森写的一本作者自己亲身
经历的重大事件印象记。书中不仅有科学知识，亦有科学工作方法。此书最早
分期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后出单行本。中译文先是根据《大西洋月刊》
译出，并在中国生物化学会主办的《生化通讯》杂志上连载（约全书的二分之
一)。1980年出版的英文新版本中，作者又加进了一些新内容。我们根据新版本
将中译全文作了修改、补充。另外，在附录中收进了四篇文章，即沃森和克里
克的两篇原始论文，以及斯坦特写的介绍DNA双螺旋与分子生物学的崛起和
《双螺旋》一书作者及出版概况的两篇文章。读者阅读了附录中的材料更能加
深对《双螺旋》一书的理解。

　　参加本书一部分翻译工作的先后有李文杰、王美娟和史叶等同志。全书的
翻译是在沈昭文先生的直接关心下进行的。我们向沈老表示衷心的谢意。我们
感谢袁士龙、徐有成、汪成尧、庄熙孟和洪炯等同志给予的帮助。全部译稿完
成之后，又承蒙上海外语学院聂振雄、张岱云、关可光同志给予认真校订，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双螺旋》原书写得情节动人，文笔流畅。布喇格爵士对此书曾给予高度
的评价。但是，由于译者中英文水平所限，这本中译本在很多地方可能没有把
作者的思想感情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甚至出现某些错误。我们欢迎读者批评
指正。


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

　　我十分高兴，通过这部中译本，可以有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我们如何弄清了
携带遗传信息的DNA分子结构的故事。同克里克进行合作的那些日子，是我
一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段时期。在撰写本书时，我力图表达出我们在探究这种我
们认为可能是最重要的分子时的兴奋心情。我们所发现的双螺旋果然没有使我
们失望。

沃森

1983年6月14日纽约冷泉港

布喇格爵士的前言

　　本书记叙的事件导致了对基本遗传物质DNA结构的解释。从多方面来看
其记叙手法都是独特的，沃森约我写前言，对此我深感荣幸。

　　首先，此书在科学价值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克里克和沃森发现了DNA的
结构，这一发现以及随之在生物学方面引起的影响，乃是本世纪科学界重大的
事件之一。受它的鼓舞而开展的科研项目，数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这项成果
促使生物化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而生物化学本身就是一门使得科学改观的学科。
我和其他人一直在敦促作者撰写他的回忆录。因为很多事情他至今仍然记忆犹
新；我们知道这些事件对于撰写科学史又是何等的重要！书写成以后，其内容
大大超出预料。尤其是后面几章，简直就是一部结构严谨，情节动人的剧本。
它把新概念的诞生描绘得栩栩如生，把许多扣人心弦的场面逐步推向全剧的高
潮。我不知是否还有别的著作能够使读者如此休戚相关地与研究工作者一道分
担他的疑虑，分享他的奋斗和最后胜利的喜悦。

　　书中记述的故事又深刻说明了研究工作者可能陷入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他
知道有个同行在某个问题上已经工作了多年，并且积累了大量难得的资料。这
个同行知道成功就在眼前，因此没有公开发表这些资料。这个研究者看到过这
些资料，并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想象中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仅仅一种新观
点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提出同对方合作，可能会被认为
是想捞一点外快。他应该单枪匹马地去干吗？很难判断一个重要的新观点究竟
真的是一个人独出心裁想出来的，还是在同别人交谈中不知不觉地吸收来的。
鉴于这种困难，在科学家中间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法规，大家承认同行对研
究的方式有申明自己要求的权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当竞争不止来自一个
方面的时候，就不能再踌躇不前了。在解决DNA结构的过程中，这种进退两
难的困境显得尤为突出。由于考虑到伦敦金氏学院的威尔金斯长期耐心的研究，
以及剑桥的克里克和沃森最后出色地并很快地解决了DNA的结构问题，1962
年在颁发诺贝尔奖金时，才使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皆大欢喜。

　　最后，本书不仅讲了科学，也讲了人，从叙述中可以看到欧洲，特别是英
国，给一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所留下的印象。他善于用佩普斯式的坦率笔法进
行写作。书中涉及到的人们应该以一种谅解的精神来阅读此书。请记住，他的
这本小册子并不是一部历史，而仅仅是对历史有点贡献的一种自传式作品。这
部历史总有一天要写出来的。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此书乃是一种印象记录，并
非历史事实。实际上，很多事情比他那时看到的要复杂，而参与这些事件的当
事者的动机比他当时想象的要单纯得多。但是，必须承认作者对人类弱点的直
觉洞察力确实入木三分。

　　作者曾将手稿给书中涉及到的我们几个人看过。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
我们都提出了修改意见。但以鄙人拙见，此书不宜修改太多。因为以生动活泼
和坦率直爽的笔调记录下来作者当时的印象是此书趣味盎然的根本特色。

作者序言

　　在本书中，我仅以个人之见介绍发现DNA结构的来龙去脉。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尽
量抓住战后初期英国的气氛，当时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那里。我希望本书将说明这样一
种观念，即科学很少会象门外汉所想象的那样，按照直接了当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的。相
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全盘是人为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物本身以及
文化传统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为此，我试图在书中再现我对当时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
印象，而不是对自从发现DNA结构以来我所知道的一切作出评价。虽然，后者或许更为
客观，但它却无法真实地反映一种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的特征是年轻人的自以为是，
并且认为真理一旦发现就言简意赅、尽善尽美。书中的许多评论似乎是片面的，甚至是不
公正的。但是，对于某种新生事物缺乏全面了解就匆匆地评头论足的作法，早已是司空见
惯的了。不管怎样，本书叙述的是1951-1953年期间，我观察事物的方法，其他一些当事
人和他们的想法，以及我本人的情况。

　　诚然，书中涉及到的人谈起往事肯定会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因为我们的回忆绝不会
完全一致。再者，对于同一桩事看法也不会完全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要缜密地写出一
部发现DNA结构的历史，似乎我们都无能为力。不过，我感到有必要介绍一下双螺旋结
构是怎样发现的，因为科学界的朋友对此颇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本书叙述的内容即使
挂一漏万，也聊胜于无。更为重要的是，我以为很多人对于怎样“从事”科学研究这一点
相当生疏。我当然不是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远非如此，
科学研究方式之繁多，济济然如世间人群。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复杂的、互不相容的宵小
之徒的贪欲和正人君子的坦荡作风并存的科学界里，DNA的发现绝不是一种特殊的例外。

　　早在发现双螺旋结构之际，我就酝酿着要写这本书了。因此，我对跟这一工作有关的
许多事件的记忆比对我生活中其他事情的记忆要完整得多。那时，我每隔一个星期就给父
母亲写一封信。我写作时广泛地利用了这些信件，它们为核对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帮了大
忙。同样重要的是许多朋友所提的宝贵意见，他们读了初稿，有的还为我的某些不完整的
叙述作了详细的补充。毋庸置疑，我和其他人的回忆会有出入。因此，本书只能看作是我
个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本书的前几章是在森特-乔尔吉（Albert Szent-Gyorgyi），惠勒（JOhn A.Wheeler）和凯
恩斯（John Cairns）的家中写成的。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静的房间和面对窗外大海
的书桌。后几章的写成得助于古根海姆奖学金，它使我能够短期重返英国剑桥，并受到伦
敦金氏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会成员的热情款待。

　　在本书审编过程中，奥尔德里奇（Libby Aldrich)及时提_出了一些深刻的意见。莱博维
茨（Joyce Lebowitz）在文字上帮助我订正，并对本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对
此，我深表感谢。最后，我要向威尔逊（Thomas J．Wilson）致以谢意。从第一稿起，他
就不断地给我很多帮助。要是没有他那智慧、热情和明确的指点，这本书以我所想象的这
样好的形式问世是不可能的。 

　　沃森

　　1967年11月于哈佛大学，麻省剑桥


双 螺 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1)

　　1955年夏天，我准备跟几个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去。狄西雷斯（AlfraI 
Tissicres）当时正在金氏学院任研究员。他说，他可以把我带到罗赛恩山
（Rothorn）顶上去。尽管在空荡荡的高空我有点胆怯，但是，这个时候可不能
做胆小鬼。我先由向导带路，上了阿林宁山（Allinin）使身体适应一下，然后
就乘邮车到秦纳尔（Zinal）去。在这两小时的旅途中，汽车行驶在悬崖峭壁的
蜿蜒窄路上。一路上，我希望司机千万不要晕车（否则，我们就完蛋了）。后来，
我看见狄西雷斯正站在旅馆前面同三一学院一位蓄长胡子的学监聊天。这位学
监在战争期间呆在印度。

    因为狄西雷斯尚未经过登山训练，于是，我们决定化一个下午的时间步行
上山到一个小饭店去。这个小饭店位于由奥贝盖贝豪恩（Obergabelhorn）倾泻
而下的一条巨大冰川的底部。次日，我们就要越过这个小饭店。我们走到看不
见旅馆的地方几分钟以后，迎面碰到一群人走下山来。在这群爬山者中间，我
立刻认出其中一位就是西兹（Wil1y Seeds)。几年前他曾在伦敦金氏学院和威尔
金斯（Maurice Wilkins)一起研究DNA纤维体的光学性质。西兹很快也认出了
我，他走路慢了下来，似乎想放下他的帆布背包和我聊聊。可是，他只说了声：
“诚实的吉姆，怎么样了？”就匆匆忙忙加快脚步下山去了。

    后来，我吃力地爬着山坡，早先在伦敦开会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脑海
中萦回。那时，DNA仍然是一个谜。大家都想在这个领域里显显身手。但是、
没有人敢保证谁能取得胜利。而且，如果这个问题真象我们半信半疑地预料的
那样激动人心的话，优胜者对这项荣誉是否当之无愧，也很难说。现在竞赛已
经结束，作为胜利者之一，我知道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肯定地说并不象报界
报道的那样简单。这项工作主要与五个人有关；即威尔金斯，罗莎琳德·富兰
克林（RosalindFranklin），鲍林（Linus Pauling），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我。
因为克里克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将从他开始来写这个故事。

1

　　我从来没有看见克里克表现过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别人面前他或许是那样
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去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
在，人们经常谈论他，谈论时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公认为属于象卢
瑟福（Rutherford)或波尔（Bohr）一类的人物。但在1951年秋并非如此，当时
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Cavendish)实验室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
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那时，他35岁，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
最接近他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人请教，但
一般他说，他不太被别人赏识，并且许多人觉得他大夸夸其谈了。

    佩鲁兹（Max Periitz）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
化学家，1936年来到英国。他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
已经有十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苗头。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极
力帮助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布喇格几乎
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一直在观察着X射线衍射法，解决了越来越困难的结构问题。
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愈复杂，布喇格就愈是高兴。因而在战后几年里，
他对解决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
作允许的情况下，他经常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同他讨论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
然后，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对这些资料作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象布喇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象佩鲁兹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
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地是埋头考虑解决蛋白
质结构的理论。他经常会有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把它告诉任何愿
意听的人。过了一、二天他经常会意识到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于是又回到实验
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的新想法应运而生。它们使实验室的气氛大大
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
部分地是由于克里克嗓音的音量所引起的。他比其他任何人的嗓门都高，说话
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地方。特别是当我们
有闲细听他的谈话，并坦率地对他说，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我们摸不着头脑的
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他谈笑风生所引起的愉快。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
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布喇格爵士。他的嗓门之大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个更为
安静的房间去。布喇格难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为那意味着要容忍茶室中克
里克震耳欲耷的谈笑声。布喇格即使不去茶室，也是不得安宁的。他的办公室
外的走廊两次被克里克工作的实验室不断漫出的水淹没。克里克被自己理论吸
引着，竟忘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缚紧。

    我到达那里时，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任何
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
的实验。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是彬彬有礼的，对于那些并不
理解他们眼下正在做的实验的真正意义的同事们，他也是很体谅的。他几平可
以立刻设计出一连串能够证实他的解释的新的实验来。而且他往往最终会忍不
住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结果引起了对克里克一种心照不宣的真正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
同辈人中间。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
口凉气，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
院在体贴细微、温文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尽管在凯厄斯（Caius）学院，他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并不在任何
学院任研究员。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高兴这样做。很清楚，因为他不想被那些
尚未毕业的学生不必要的光顾加重他的负担。另外，他的笑声也是一个原因，
假使对这种轰鸣的笑声每周不止听一次的话，许多学监肯定要反对的。

    我确信，这一点偶尔也使克里克感到烦恼，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高桌吃
饭的生活”“都被一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所把持，而这些人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
不会使他受到任何启发。历史悠久的国王学院，不受古板的传统所羁绊，吸收
了他，对他或这所学院来说，都相得益彰。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
午餐伙伴。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仍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酒多失言会惹得克里
克大发雷霆。

2

我到剑桥以前，克里克只是偶尔想过DNA和它在遗传中的作用。这并不是因
为他认为这没有什么趣昧。恰恰相反，他舍弃物理学而对生物学发生兴趣的主
要原因是，他在1946年读了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写的
《生命是什么?》一书。这本书非常清楚地提出一个信念。即基因是活细胞的关
键组成部分，以及懂得什么是生命，必须知道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薛定谔
写这本书时（1944年），人们普遍认为基因是特殊类型的蛋白质分子。但是，
几乎与此同时，细菌学家艾弗里（O.T.Avery）正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进行实
验，实验表明，遗传的特性能够被纯化的DNA分子由一种细菌传递给另一种
细菌。

    如果考虑到人们都知道DNA存在于所有细胞的染色体之中，艾弗里的实
验强有力地显示出将来的实验能说明所有的基因都是由DNA组成的。果真如
此的话，对克里克来说，这就意味着蛋白质并不是真正解开生命之谜的罗塞达
石碑。相反地，DNA却能提供一把钥匙。使用这把钥匙，我们就能找出基因是
如何决定生物性状的，其中包括我们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很可能也决定了我
们相对的智力，或许也决定我们使别人感到愉快的能力。

    当然，有些科学家认为DNA决定遗传性状的证据没有说服力，因而宁愿
相信基因是蛋白质分子。克里克对这些怀疑并不担扰。许多人是脾气坏的笨蛋，
他们总是押错了赌注。如果没有意识到与报界和科学家的母亲所支持的一般观
念相反，相当多的科学家不仅器量小，反应慢，而且简直是愚蠢的，你就不能
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