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传(祁淑英、魏晓雯)
谈歌：天下荒年
    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格，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一个风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精神坚强地再生。
　　　　　　　　　　　　　　　　　　　　　　——作者题记
    我纪念我的父亲，不仅仅因血缘的关系。为了我的出生，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我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没有经过人类文明生产原则的承诺，就冒冒失失跑到人间的生命。直到我为人妇为人母之后，仍羞于提起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我内心世界中，至今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孽障。这种负罪感或许会像阴影一样紧紧缠绕我的一生。这真是悲凉没顶的事情啊。
    1949年，父亲进城后，就脱去了军装，在北方的一个城市里给市委书记当秘书兼市委秘书科长。一个前程似锦且不好估量的职业。
    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就比高玉宝们幸福，他读过书，有文化。连天的炮火一经停止，文化就有了超越出枪杆子的优势。所以，有文化的父亲就很受重用。按照他的一些老战友的说法，他若不出那桩风流韵事，以至断送了政治前程，以至最后连生命也搭了进去，他现在或许已经是省一级的干部了。
    我常常负疚地想，我这可悲的生命或许是用一个省长的性命换来的。
    也有人说，我父亲的悲剧就在于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喜欢读书人，于是就喜欢出了问题。由此看来，“喜欢”这种人类行为，一旦过了头，就不会是什么好事了。乐极生悲，大抵如此。
    1951年，第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市委机关。其中一个叫黄玲的姑娘迷住了父亲。父亲的悲剧由此开始。
    我走访过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他们回忆说，黄玲姑娘长得好漂亮，爱笑爱唱。他们使用了一句陈旧的比喻，说黄玲像只百灵鸟。
    市委书记贺二喜也喜欢上了这只百灵鸟。于是，父亲就有了一个强劲的情敌。
    脱下军装之前，贺二喜是师长，父亲是他手下的一个营长，贺二喜很赏识父亲，贺二喜当了市委书记之后，就让父亲给他当秘书，后来又当秘书科长，这应该是一对铁心铁胆了的上下级，却成了情场中的对手。该如何较量。贺二喜的优势大子父亲：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独身。妻子在战争中牺牲。无子女，无家室之累。我父亲则是有家室的。但父亲的一些优势也大于贺二喜：有文化，三十岁出头，年轻英俊。贺二喜则是四十开外，一张有刀疤的脸，一副能使天下所有的林黛玉们望风而逃的凶恶的面孔。
    情场逐鹿谁得手？战友们都劝父亲退出这场角逐，把黄玲让给贺师长。
    在战场上对贺二喜唯命是从的父亲，竟昏了头似的，毫不让步，他一面抓紧与那个斗大的字认不下几箩筐、死活不进城、仍在村里当妇联主任的妻子袁桂兰离婚；一面加紧对黄玲的攻势。后来干脆把黄玲调到市委秘书科，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并对再来劝他退出角逐的战友大发雷霆：我就是要娶黄玲，豁出去这个科长不当了，也要娶她。
    不爱江山爱美人。这真是一句气吞山河的爱情誓言，却也真是一句误事的蠢话。情场使人变傻，大概人同此理。我可怜的父亲也不能免俗。遗憾的是我没能了解这段男欢女爱故事的全貌，如果能细细写出来，相信也会使当今的情种们泪飞如雨。
    我猜想，当父亲信誓旦旦地对黄玲表白了决心之后，风情万种的黄玲姑娘一定会扑上来像根常春藤似的吊在我父亲的脖子上，撒娇道：你真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啊！我想或许会是这种情况的。父亲当时一定沉醉在温柔乡里不知归路了。
    父亲经过了一年多的离婚大战，竟以失败告终。袁桂兰不肯离婚，最要命的是父亲必须到家乡的县法院去请求离婚，而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我大怕。大伯对这种陈世美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坚决反对我父亲离婚。县法院谁敢成全我的父亲？
    于是，可怜的父亲就不能和黄玲结婚。更悲剧的是黄玲却怀孕了。这样就既成了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实，黄玲受了处分，被下放到牛奶厂去劳动了。父亲也因此被停职检查。这件事对于今天许许多多敢于未婚先孕或婚外乱孕且不受任何指责的少男少女们，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而当时的情况的确就是这样的。应该说，那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年代，如果随便我一个人来问问，人家都会说：什么爱情，明明是乱搞嘛。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有妇之夫，敢于拼死拼活地去追求黄玲，他已经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已经表现了他最大的胆量，他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革命干部，敢于让黄玲的肚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起来，他也已经愚蠢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事已至此，贺二喜悻悻地退出了对黄玲的角逐。
    于是，就有一个记者恨恨地写了文章，在Ａ市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文章指名道姓地对我父亲进行了道德攻击。说我父亲是丧尽天良的陈世美，一进城就被花花世界迷住，另觅新欢，企图甩掉用小米支援了革命的农村妻子，那时的报纸绝非今天可比。今天的报纸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权威性：相反还产生出一种越批越香的效应。真是怪怪的。而在当时，父亲的恶行一经见诸报端，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宣告完结了。很快，他的处理结论也就有了：撤去市委秘书科长的职务，调离市委，下放到炼铁厂参加劳动。
    这一对曾有过片刻之欢的露水鸳鸯，就这样生生被拆散了。但事情没有最后结束，黄玲已引起政工部门的注意，市委组织部开始了对黄玲历史的调查，调查很快有了结论：黄玲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而且和国民党特务有过接触。特嫌？
    黄玲是在牛奶厂干活的时候被抓走的。她竟没能和我父亲见上一面。她和他都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黄玲给我父亲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这是他俩苦恋一场的唯一收获。这个女孩名叫援朝。援朝就是我。我很不光彩地来到人间，却有了一个十分光彩的名字。
    二十六年后，当我再次见到我的母亲黄玲，她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当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表情木讷的老女人，看到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纵横交错的皱纹，我找不出一丝她曾经有过的青春的影子。我暗暗奇怪，难道她就是那个曾经让我父亲神魂颠倒不惜和贺二喜反目为仇的黄玲吗？我突然强烈感受到了岁月的残酷。我由此突然怀疑“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古话的可信性。真是悲剧。
    更可悲的就是，母亲出狱那天，正是我父亲自绝于人民的二十周年，这一对生死茫茫的男女啊。
    那天，刮着大风，天空被搅得昏昏黄黄。我晕头晕脑地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匆匆赶到西北某地那个劳改农场，去接平反出狱的母亲黄玲。我在那间插满了铁条的鸟笼子一样的候客室里等候了十几分钟，一个表情像沙漠一样干燥的女管教干部，领来了一个身材瘦小且佝偻的老女人。我明白了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黄玲。黄玲听我通报了姓名，怔了许久，才木木地点头，就再无话，那天，因为没有赶上火车，我和她就在那个小镇住了一夜，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把我父亲早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告诉她，她依然没有表情。过了许久，她那消瘦的双肩颤抖起来，让我想到了在寒风中战栗的枯叶，她使劲用于帕捂住嘴巴，两行浑浊的泪水淌下来，很快就把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弄得一塌糊涂了。她就这样无声地哭着。终于，她突然哑哑地喊起来：是你爸爸害了我啊。我恨死他了。她一把抱住我，嚎啕起来。
    窗外是野野的狂风，恶恶地扑打着门窗，仿佛要向我讲述一个凄绝的传说。
    我至今记得，我当时心如刀割。我不曾防备她对我父亲仇恨到这种程度，由此我开始怀疑她对我父亲爱情的真实。我可怜的母亲，她作为一个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对我父亲究竟会有多少理解和爱呢？谁又敢保证没有攀附投机的成分呢？或许我大阴暗了，但反思这件父母的悲剧，我宁愿相信父亲比母亲更真诚些。我突然有些讨厌起这个有些病态的老女人了。一年之后，当我躺在Ａ市妇幼医院的产床上，呼天抢地欲死欲活的时候，我才猛然间原谅了黄玲，她是我的母亲啊，她也曾在生下我的时候，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的炼狱啊。
    父亲的死，除去那场社会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性格所致。当然也不能不说黄玲给他带来的厄运，母亲被捕后，父亲的档案里被注明了“特嫌，控制使用。”这些，父亲是不知道的。1979年为父亲平反时，才撤出了这个结论。我当时看着那几张泛着黄色的纸页，心里悲哀极了。父亲是背着这个结论走到了生命尽头的。好比你穿着一件新衣服，你的背后被人悄悄划上了一个丑陋的记号，你却一无所知，仍是向前走着，你看不到你身后那些异样的目光，你是多么的可悲和愚蠢啊。
    父亲死于1960年。
    1960年，当那场大饥荒走到人们的眼前，中国的老百姓才突然发现社会主义竟也埋伏着饥饿这样一个定时炸弹。炼铁厂的食堂管理员因为偷偷地多吃了一个菜团子，被下放回家了。据说，那个管理员也是一个抗战时期的老革命了，如果不是为那一个菜团子，是决不会被下放口家的。一个菜团子，即把他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一笔勾销了。他如果能够活到现在，我想他一定会为当年没能管住自己的嘴，而悔恨一生的。
    父亲被调到食堂当管理员。
    那年我九岁，每天放学回家，就等父亲回来熬菜粥。我永远记得那菜粥的制作工艺：抓一把混合面（高粱面玉米芯之类合成），放进沸水中，然后再加入野菜，再加入盐，等锅中的水再度沸起，即用力搅拌。约五六分钟以后，便熄火，可以吃了。
    那天，父亲很晚了还没回来，我饿得顶不住，就自己动手做饭，就趁机多抓了两把面，放了比平常少的野菜，我至今记得那顿饭吃得非常奢侈。结婚以后，我多次跟丈夫说起那顿饭，说很想再做一回吃吃。丈夫笑：那你就试试，你肯定会成了相声里的那个要喝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朱元漳。我也笑。就终于没有一试，我怕破坏掉记忆中那个奢侈而又香甜的记忆。那天我吃得很饱，吃完了就害怕，怕父亲回来教训我。每顿饭他是决不让多放面的。我越想越怕，后来大概是睡着了。大概还做了一个很开心的梦。
    父亲那一夜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厂里来了一个阿姨，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她的脸尖尖的，眼窝深深的，挺严肃的。阿姨送我去上学。中午她又去接我去厂食堂吃饭。我问阿姨我爸爸去哪了？阿姨说你爸爸有事，让阿姨陪你的。几天以后，我才知道父亲死了。
    食堂丢了一袋混合面。立刻就惊动全厂。那是个粮食比金子还金贵的年代啊。就成了厂里的一件大案。就有人怀疑我父亲偷了。因为那天是父亲值班。于是，厂保卫科就把父亲找了去，要父亲交待。父亲气坏了，就吵了起来。结果，父亲就被关了起来，隔离审查了。当天夜里，父亲就自杀了。他拔下墙上的一根钉子，刺断了动脉。血就像无数只红色的小虫，急促促地爬出门去。
    1964年四清运动中，那个食堂的一个姓张的炊事员因为经济问题被审查，就交待了那袋混合面是他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