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钟摆似的，长江轮船从上游到下游，又从下游回到上游，来来回回，终年不息。   
    忽地，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那天开始，上海的大批乘客涌向码头，往武汉的船票顿时成了抢手货。船票价格暴涨。十天之后，由上海驶往武汉的几艘轮船，前后由两艘挂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护航，船票价格更是翻了几个跟斗，连统舱票都涨到四十五元一张——比普通职员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虽说如此，但仍有许许多多“生意人”把船票争购一空，匆匆登上长江轮船，前往武汉。这些“生意人”，做各式各样的“生意”，有的“买卖茶叶”，有的“开鱼行”，有的据称“卖水果”，还有的说是“贩盐的”。天晓得，武汉怎么有这样多的“生意”可做?不过，这些“生意人”大都文质彬彬，很多人戴着圆形镜片眼镜。刚上船时，他们“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似乎素不相识。   
    照例，长江轮船途经南京时，要靠岸上下客。这时，“生意人”们大都躲进客舱，上床闷头睡觉。这时从码头上来了一批特殊人物，腰间鼓鼓囊囊，那不是钱包，而是“铁家伙”——手枪。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旅客们，竭力想从中查出“红色人物”。可惜，那些“红色人物”脸不红、衣不红，跟普通旅客一模一样。   
    直到那些特殊人物下了船，直到轮船离开了南京码头，“生意人”们才渐渐活跃起来，踱上了甲板，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也有个别的竟高谈政治，说出跟生意人身份毫不相干的话来……这些“生意人”，便是“红色人物”。据年已九旬的郑超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回忆，光是跟他坐同一条船前往武汉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便有陈绍禹(即王明)、李立三、罗亦农(即罗觉)、王荷波、陆定一……甚至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这条船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和汪精卫一起秘密乘长江轮船西行，由沪抵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