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知遇最可贵，也最不易得。学问文章亦复如是，见知于当代，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文化史上一些典范性著作，常常藏有特定文化系统的密码，由谁来完成这样的作品，接收群体中谁能成为当时或后世的真正“知音”，参与其中的个体生命角色固茫然若无所知，历史也无法预设。不只是知识和学养的问题，对他人和前人的著作能否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尤其重要，甚至还需要“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