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2006年第9期刊登了女作家徐坤的新作《野草根》。徐坤自入中国当代文坛以来，其作品多以学界知识分子、商界成功人士及都市职业女性为书写对象，像《野草根》这样以一个生于底层，长于底层，挣扎于命运股掌之间的草根女性为叙事对象的小说，在其创作中并不多见。这也许是徐坤做了职业作家以来创作上的一个不同领域。此前，徐坤的小说创作视阈多注目于都市学界与商界，《野草根》从喧闹的都市迁移到了寂寥的外省城郊和乡村；知识女性转换成了城市贫民少女于小庄。对于写惯了某一类题材的作家而言，重新拓展一个新的空间，这种尝试于读者与作者自身，都是对一种习惯定势的挑衅。《野草根》的挑衅姿态是毋庸置疑的，它的挑衅是新鲜的，也是成功的。
                  　　
     正如小说的名字一样，“野草根”是生长在中心城市之外的、远离城市文化土壤的一株疯长的天之奇葩。小说展示了上个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上最为荒诞的一侧。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无可选择地被凝固在了那一段程序中，更为荒谬的是，身处其中的中间物，却浑然不觉地在既定的程序中活动着。隔了几十年的辛苦路，回望那段历史，徐坤用小说的方式再次照亮了历史曾经的存在。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在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首发炮后，却因“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而改写。曾经“趾高气扬”的红卫兵们成了一个特有政治符码含义词“知青”的承载者。知青——知识青年，其实他们大多数人是枉担了虚名的，于小庄包括她姐姐于小顶们，有多少人类的文化知识可言呢？那时七亿中国人的大脑几乎成为一种思维的跑马场。16岁的于小庄就是这跑马场上的一棵被几经践踏的小小草。“上学没意思，待在家里也没劲，还不如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疯野去呢”，而且“要走得远远的，省得你们整天看我不顺眼”，上山下乡运动在于小庄这里就这样消弭了它严肃的政治意义，从而淹没在民间价值取向的巨大海洋中。
                  　　
    徐坤并不是要叙述一个知青的老套故事，她要展示的是个人命运在那一特定时代的颠簸与失控，从而叩问人性的延展极限。于小庄16岁下乡，20出头当了一名油田工人，做了母亲后两年在29岁时芳华永逝死去。这是一个红颜薄命的故事。徐坤设置了这样一个吸引人眼球却又是极通常的故事，再一次表明她的小说在对形式的极端试验后，向民间性、故事性的回归。陈晓明曾经评价徐坤“以一种后现代式的抒写，反讽的叙事制作了一种快乐的文本”,其中“快乐的文本”实在搔到了徐坤小说的痒处。读徐坤的小说大多会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而忍俊不禁也间出其中。徐坤的小说是别样的，是文风老练运笔老到后的驾轻就熟、信笔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