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3日的清晨，特万镇的警察阿尔封斯·克莱宁在拉姆波因（特森贝格区村庄之一）通往特万峡谷森林的路上看见一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牌汽车停在路边。雾霭蒙蒙，正是深秋天气常有的现象。克莱宁已经在汽车旁边走了过去，却仍然走了回来。他觉得刚才走过汽车时透过混浊的玻璃窗匆匆一瞥，看到驾驶者的头是垂倒在方向盘上的。象一个正常人首先会想到的那样，他想，这准是一个醉汉。他并不愿对陌生人公事公办，而宁可合乎人情些，便抱着这个目的来到发动机旁唤醒睡着的人，想劝他上特万镇去，在那里的“大熊”旅馆喝一杯黑咖啡，吃一盘浓汤；因为喝醉酒驾驶车子固然受到禁止，但是并没有禁止喝醉酒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睡觉啊。克莱宁打开车门，慈祥地把手搁在陌生人的肩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这是一个死人。太阳穴给打穿了。这时克莱宁也看到右边的车门敞开着。车里没有很多血，死者穿着的深灰大衣显然没有弄脏。一只黄色信封的边缘闪露在大衣口袋外。克莱宁抽出信封，不用费劲就可以肯定信的主人是死者乌利希·施密特，伯尔尼警察局的少尉。 克莱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这个乡村警察还从来不曾遇见过流血案件。他在路边一程程来回踱着。初升的太阳透过浓雾照射着死者，使他不舒服。克莱宁走回汽车旁，从尸体脚边捡起一项灰色的毡帽戴到死人头上，压得低低的，完全遮没了太阳穴上的伤口，这以后他才觉得舒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