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 “奥利弗，你有病呢。” “你说我什么？” “我说你病得还不轻呢。” 这个诊断倒吓了我一跳，一本正经告诉我的这位大医学家，敢情是这么一大把年纪才当起医生来的。说实在的，一直到昨天我还只当他就是一个专做糕点的大师傅呢。他名叫菲利普·卡维累里。他的女儿詹尼，原本是我的妻子。后来詹尼去世，撇下了我们两个，还留下了一段叮嘱，要我们相互扶持相互照看。因此我们就每个月过访一次：要就是我上克兰斯顿去看他，两个人一起玩玩保龄球，痛痛快快喝两杯，吃吃异国风味的匹萨饼；要就是他来纽约跟我相叙一番，各种各样的消遣我们也一样玩得尽兴。可是今天他一下火车，却没有照例说几句亲见的粗话作为见面的招呼，而是大着嗓门对我嚷嚷： “奥利弗，你有病呢。” “真的，菲利普？你医道高明，那倒要请问，我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 “你没有个老婆哪。” 他也没有再细说，就一转身，提着他的人造革旅行包，往出口处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