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为：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从这两次中西文化大交汇中，特别是从汉晋唐间的那一次延续长达千年之久的佛教文化大规模东渐行动中，撅取到无比璀璨的智慧之化，收获了无比辉煌的文化之果直至今日，我们还在十分惬意地细细欣赏、品味和享受着它。而这种智慧之花，这种文化之果，乃是中西文化会通之花，中西文化嫁接之果。正是这种会通和嫁接的作用，使得作为异国文化的印度佛教一佛学能够翻山越岭，跨洋过海，冲决地理阻断的畛域，超越文化隔阂的棘网，穿透思想差异的高墙，得以在雄睨世界的中华沃土上甚至于在被史家们称做的”汉字文化圈“内安身立命，并与儒学、道教以及其他本土文化相揖为友，进而浑然一体，迄今还在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人或者”汉字文化圈“内人的道德规范、心理走势、人情风俗以及哲学观念、逻辑思维、文学艺术甚或社会行为和政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