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治国(治世)方略，大而言之，无非是人治与法治两种。而人治与法治也不是截然割裂和对立的，而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只不过是何者为主，何者为辅的问题。在人治时代就有法治的辅助作用，而在法治时代也有人治的深刻影响。人治是传统政治文明的标志，而法治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人治的本质特征是权力至上，权大于法；而法治的本质特征则是法律至上，法大于权。“法制”也不等于“法治”，前者是指各种法律制度，比较容易形成和创制；后者是指具体法律实践，比较难以实行和实现。同样，传统的“以法治国”与现代的“依法治国”也有实质上的区别。“以”的重点是“利用”，“依”的重点是“依照”，前者体现的是“法律工具论”特性，本质上是人治的“附属品”；后者体现的是“法律至上论”的特性，本质上是人治的“替代品”。实施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理顺“党权”与“国法”的关系，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强、改善和规范党的领导。

《治国策——中国古今治国方略扫描》上篇 王道霸道交响乐

在“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历史反思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解放思想的时代潮流中，有关人治与法治的讨论，更是方兴未艾。而这种讨论，必然引发人们对古今中外的政治文明进行研究和讨论，对各种治国（治世）方略的成败得失进行分析和比较。作者正是基于鉴古观今、古为今用的意愿，立足于现实，拷问于历史，从政治法律发展史的大视角，力求对中国古今治国（治世）方略进行一番粗略的“扫描”，以图对我们今天实施依法治国和发展政治文明有所借鉴和助益。

《治国策——中国古今治国方略扫描》中篇 宪政百年风云录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长期实行君主专制统治。这一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以“君权至上”为核心，以宗法等级为基础，实行“人治”之下的“法治”。在这一政治构架下，君主至高无上，是“口含天宪”的“天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君权与神权的关系上，神权是维护和服务于君权的，君权借神权来神化和强化自己。在君权与族权的关系上，整个国家被视为君主可以任意支配和处置的私产，全体国民被视为一个大家族（庭），君主就是一个大族(家)长，从而使得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等级思想和制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宗法等级思想和制度的核心是维护家长制的“孝”，所谓“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而孝亲又是忠君的基础，以期移孝作忠。在君权与法权的关系上，君主集立法、行政、司法诸权于一身，“金口玉言”，言出法随，君主的话就是法律，他是完全超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此，至高无上的君权历来受到神权、族权、法权的严密保障而日显尊严。

《治国策——中国古今治国方略扫描》下篇 依法治国进行曲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治国策——中国古今治国方略扫描》附录 大同主义与社会主义

自从地球上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也就开始了世界上一切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初期都经历过的原始社会的历史，从而也就有了共产主义生活的最初形式——原始共产主义：在那个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时代，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前提下，人们团结协作，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享用劳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