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 编写:总参政治部 
    江泽民主席指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历史，多姿多采的当代中国生活画卷，蕴含着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丰富精神资源。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27 年南昌起义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建军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与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人民军队成长、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构成了我军前进历程的基本脉络，蕴含了我军建设、作战的宝贵经验。这本《军史集要》，旨在通过阐述这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勾画出人民军队70年艰难曲折复杂斗争的光辉历程，使人们永远铭记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深入了解创业奋斗的艰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我军70年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曾经激励我们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我们学习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就要牢记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严守铁的纪律，加强军队内外团结，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主席关于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编者1997年6月   
人民军队的诞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先后叛变革命，疯狂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放弃了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因而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在惨痛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了一条真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走上了独立领导、组织革命军队和革命战争的道路。主要有：  
南昌起义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准备集合我党掌握的武装，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南下广东，支援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尔后，举行新的北伐。我党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相互勾结，在第二方面军中“清党”，随即向党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单独打到广东去。中共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组织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这次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之第11军第24师、第10师一部，第4军第25师之第73、75团，第20军；第五方面军之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等部共2万余人。当时，在南昌附近，敌人的兵力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第3、9军各一部和第6军的第53团，共3000余人。我党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占绝对优势。 
    中共前委原定于7月30日夜举行起义，此时，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以没有绝对把握和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为由，竭力阻止起义。前委排除了他的阻挠，确定于8月1日举行起义。 
    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起义部队于8月1日2时对南昌守敌发起进攻，至天亮全部肃清敌人。此时，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率部向南昌反扑。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部南进，先攻占广东的东江地区以发展力量，待接受外援，再攻取广州。8月3日至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沿抚河南进。这时，国民党驻守广东的敌军企图堵击我军。我军乘胜占领瑞金，并集中主力猛攻会昌，虽歼敌大部，但我军也伤亡1700余人。 
    起义军一个月的转战，减员近万人。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汤坑（今丰顺）东南的白石同敌东路军遭遇，经与敌激战后，退出战斗，余部1200余人转移到海陆丰地区。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在给敌以重大杀伤后，同由潮、汕撤出之部队会合，转移到闽南、赣南等地区。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转战到粤北，保存了南昌起义军近800人的骨干，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做出决议，规定“八一”这一光荣的日子为我军建军节。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党的“八七会议”后，为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等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指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任省委书记。1927年8月中旬，毛泽东和省委委员一致主张举行秋收暴动，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决定集中力量组织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醴陵、安源、浏阳、平江、岳阳、宁乡的起义，毛泽东被派到湘赣边界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这次起义。 
    9月初，毛泽东先后到达安源和铜鼓，向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以及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研究制订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前委将边界革命武装共5000余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副团长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前委计划：在当地农民暴动的配合下，第1团夺取平江，第2团夺取萍乡、醴陵，第3团夺取浏阳，完成任务后，三路一齐向长沙推进，夺取长沙。 
    9月9日，湖南省委组织的群众开始破坏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第1团由修水出发，进攻平江之敌，当主力进到金坪时，突遭敌背后的袭击，2个营被打散，收容后向第3团靠拢；第3团由铜鼓出发，接连攻占浏阳东北的白沙镇、东门市。14日，敌反扑，东门市得而复失，被迫撤至上坪；第2团由安源出击，克萍乡之老关，占醴陵县城。后敌一部向醴陵反扑，我2团转攻进占浏阳，因遭敌突袭，损失大部。 
    鉴于三路部队受挫，毛泽东于9月17日下午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东南文家市集结。19日晚，毛泽东召开前委会，决定放弃会攻长沙，迅速脱离平、浏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之地。9月20日，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24日在萍乡以东的芦溪遭敌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时的部队人数不足一千，组织很不健全，思想非常混乱。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前委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即“三湾改编”）：第一，资遣了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将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即支部建在连上），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三湾改编，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月3日，起义部队进到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同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取得了联系，并将部分伤员安置在茅坪。接着，经湖南酃县的水口转至江西遂川县境，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首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依据客观情况，毅然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进攻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实行打土豪、分粮分资财，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军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寻求适合中国特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广州起义  
    1927年10月中旬，国民党桂系军阀李宗仁部对唐生智集团的战争爆发。 
    11月中旬，粤系军阀张发奎与桂系争夺广东的矛盾激化。 
    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军阀混乱，实行总暴动政策，要求各地再次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11月17日，中央决议案认为“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好机会”，要求中共广东省委迅速组织全省工农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1月26日，广东省委立即组织由我党领导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广州起义，夺取并固守广州，促使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的胜利。接着，省委着手组织工人赤卫队，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为委员长；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负责作战指挥，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晚举行。由于起义计划被敌察觉，在此紧急情况下，广东省委决定起义时间改为11日。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黄平等领导下，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分别向广州之敌发起攻击。经激战，除敌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12师后方办事处等外，市内之敌大部被歼，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为主席。由于省委未能接受叶挺提出的起义部队迅速撤出广州市区的建议，12日，由外地回援的敌人3个师，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舰炮和陆战队支援下，向广州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起义军与敌浴血奋战，遭受严重损失，张太雷不幸牺牲。13日，起义军余部约1000人撤出广州。后由叶镛、袁国平收集，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少数人于北江地区加入了南昌起义军保留下来的部队。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这次起义，广大军民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这一实践再一次证明了照搬外国经验，首先夺取与巩固中心城市的道路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其他地区武装起义  
    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其他地区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遍布全国10多个省，他们中主要有： 
    由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洪湖地区的农民起义；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领导的黄麻起义；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杨善集、冯平领导的海南岛起义；马尚德（即杨靖宇）领导的确山农民起义；鄂北农民起义；赣西、赣南农民起义；湘东农民起义；方志敏、黄道领导的弋横农民起义；中共湘南特委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农民起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桑植起义；郭滴人、邓于恢领导的闽西农民起义；唐澎、谢子长、刘继曾领导的清涧和渭华起义；通海如泰地区农民起义；彭德怀、膝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等。所有这些起义，都英勇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同时为发展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积累了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这里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又有两省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供利用，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湖南、江西乃至湖北。这里受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较大，有党的组织基础，群众有一定的革命觉悟，尚有袁文才、王佐各有60余支枪的农民自卫军。倚地势险要，进可以发展革命战争，退可以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随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时，正值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和唐生智的战争发生之际，湖南、江西两省敌军大多卷入了这场军阀混战，井冈山地区仅有保安队、靖卫团和挨户团，战斗力很弱。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工农革命军，于当年11月和次年1月，先后占领茶陵、遂川，建立了两县党的组织、工农政府和赤卫队。同时，帮助永新、宁冈、莲花、酃县恢复并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以适应日益残酷的斗争需要，提出了军队不仅要打仗，还要担负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工农革命军的人民军队本质，密切了人民群众与军队的联系。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使这两支部队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团，成为人民的军队。 
    1928年1月中旬，江西敌第27师第81团和第79团的1个营，由吉安进至泰和，准备进攻万安，接着又以第79团的1个营进占宁冈新城，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在此紧急情况下，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了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以对付敌人的进攻。 
    敌人占据宁冈新城，对我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则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前委决定集中力量首先消灭该敌。2月4日，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军主力由遂川返回井冈山。18日拂晓，工农革命军第1、第2两团在赤卫队的配合下，由南、北、东三面对新城之敌发起突然进攻，经数小时激烈战斗，全歼守敌，攻占新城。此次战斗，我军首次全歼敌正规军1个营，俘敌近300人，打破了敌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战后，工农革命军根据毛泽东的规定，对俘虏采取了不打不杀，医治伤兵，愿留者留，愿走者发给路费当即释放的政策，这对瓦解敌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工农革命军作战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到1928年2月底，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各一部分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便初步建立起来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创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光辉榜样。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对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毅然放弃了攻取大城市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农村退却，到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革命军队。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并逐步形成的。 
    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提出了这一思想，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早在1927年7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曾指出，农民自卫军应该“上山”，“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科学论断。8月上旬，毛泽东在给中央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要在湘南组织1个师的军队，占据5、6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是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领导农民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但是，这一农民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在当时不被人们所认识。由于人们缺乏根据地观念，加之国民党军和新军阀的不断对革命根据地的“进剿”和“会剿”，弱小的红军和根据地能不能够存在？产生了疑虑。不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井冈山斗争乃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毛泽东为此在1928年10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同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了红色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指出由于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并可继续发展。 
    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为割据地区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对根据地周围的敌人，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即对力量比较强的敌人采取守势，对力量较弱的敌人采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破裂的时期可以比较地冒进，在其政权稳定时期则要逐渐地推进。不论在任何时期，都要注意在根据地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政策，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样，就进一步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30年初，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提出：必须要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和用“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批评了希望用轻便流动游击扩大政治影响，和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就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即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粟裕曾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设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三者结合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的形成，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这些纪律，曾经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提高我军战斗力，均具有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适应日益残酷的斗争需要，毛泽东吸取了工农革命军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工农革命军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为此，毛泽东早在红军初创时期，就要求部队对待群众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不打人，不骂人。1927年10月，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到1928年1月，又提出了六项注意。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六项注意增加了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也就是现在全军所施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毛泽东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他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做出新的概括。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掉头南下，在1928年1月4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早在1927年10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走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进城后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将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如对于“损坏东西要赔”这一条，毛泽东解释时讲了一个补缸的故事，说新缸虽然没有旧缸光滑，但是，有总比没有要好，赔一只新缸给群众，总是用得着的。1929年，红4军进军赣南、闽西，毛泽东在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这两条。他解释“不搜俘虏腰包”这一条时向大家说，中国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国民党军队里为官的，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大家都说中国是穷人多，当官的是富人多。毛泽东接着说，对啊！因此，我们要宣传自己人不要打自己人，要他们回家乡去打土豪分田地。六项注意加上这两条，就形成了八项注意。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虐待俘虏”。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在他们刚接触工农革命军时，并不知道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同对待旧军队和土匪那样对待工农革命军。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己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 
    由于工农革命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老百姓彻底改变了对工农革命军的看法，并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工农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当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更是我军在现代条件下发展壮大的源泉，是我军光荣传统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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