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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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① 

                                      邓力群 
       陈云同志《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一些》一文，是专门讲思想方法的， 
  就是“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就讲过的，它是 
  什么意思呢？陈云同志在这篇文章里已经作了解释。在1978年12月的中央 
  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对这六个字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所谓全面， 
  就是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 
  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 
  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 
  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他们或者是只团 
  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谓反复， 
  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即使没有 
  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 
  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这里，陈云同志用简明通俗的语言，深刻他说明 
  了认识的辩证法。 
       陈云同志讲，在延安的时候，听了毛泽东同志所做的整风报告，看到毛 
  泽东同志给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就反复考虑，怎么样才能做 
  到实事求是，除了“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以外，他还归纳了九个字， 
  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字，精辟地表达了一切从实际 
  出发的科学态度。 
       所谓不唯上，当然不是说对上级的指示不要研究，不要执行，而是说， 
  任何下级的同志接到上级的指示的时候，都要考虑怎么样结合实际情况贯彻 
  执行，不是机械照搬，当收发室。 
       所谓不唯书，当然不是说不读书。在延安的时候有两个读书小组是一直 
  坚持下来的，其中一个就是陈云同志的读书小组。他们这个小组，认真读了 
   《马恩丛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把三卷《资本论》读了三 
  遍。我亲自听他讲，说他在后来的几年，把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著作，从《列 
  宁全集》第26卷开始，反复读了好多遍。陈云同志一贯主张认真读书，并且 
  身体力行。他说不唯书，不是说不要读书，而是说，读书的时候要认真领会 
  精神实质，要结合实际，看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陈云同志讲，列宁十月 
  革命以后的儿卷著作，他最注意的就是列宁怎么样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 
  持民主作风，保证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他在读书的同时，认真总结我们党 
  的经验，对照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说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可以说没有了。粉 
  碎“四人帮”以后，他给先念同志打了一个电话，并给先念同志写了一个条 
  子，说寄希望于新的中央，真正实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 
  政治局面。他说这个问题最大，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这样一种政 
  治局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将无法估量。 
       所谓只唯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 

① 本文是作者1980 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稿经过整理后内部出版的《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的一 

部分。此次采用，由作者作了若干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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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唯物主义。在 1977 
年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陈云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就是实事求 
是这么个题目。他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和实行的实事求是 
的原则，实际上也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建议同志们结合学习陈 
云同志著作，把这一篇文章也读一下。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字，“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 
字，并不难懂，问题是做起来很不容易。陈云同志主持的一些会，小会也好， 
大会也好，他经常讲，我们现在是讨论问题，各种各样的意见都可以发表， 
错误的意见也可以大胆他讲，错误的意见左可以左到左倾冒险主义，右可以 
右到右倾机会主义，都可以讲，讲了以后都不记帐，这都不算错误，讨论问 
题嘛！不能够只准讲正确的意见，因为你还没有作出决定，什么叫正确，什 
么叫不正确，都还没有辩论清楚，说只能够讲正确意见，那问题就不可能深 
入讨论了，各种意见就展不开了，思路就狭窄了，头脑就闭塞了。 
    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陈云同志一向的方法是，他即使有了一个意见，也 
不先发表，而是引导同志们讲各种意见，特别是有意识地引导同志们来反驳、 
批评他自己脑子里头已经形成的意见，从这方面攻，从那方面攻。这样攻的 
结果，很可能把原来设想的意见中不完全的部分加以补充了，某些不正确的 
部分被驳倒了，就可以下决心放弃它，陈云同志在讲到商业工作时说：“天 
天挨骂好不好？我看没有什么不好。我不是提倡天天犯错误，而是说，挨了 
骂，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性，从而发现工作中的错误，并加以改正，这有什 
     么不好呢？我们应该欢迎群众多提意见，他们的意见就是对我们工作好 
坏的评价。”还说，“一有错误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 
一出错就是大错。”陈云同志这里虽然是讲商业工作，但包含着很深刻的辩 
证法的哲理，是有普遍意义的。 
    还有一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而陈云同志做得最好，就是要讨论一 
个问题，决定一个问题的时候，要把最坏的方面，最困难的方面估计够，把 
最坏的可能性想到了，就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如果这种最困难的局面没有 
来到，那很好；如果这种最困难的局面来到了，我事先有精神准备，那就有 
办法应付，不至于惊慌失措。 
    50年代陈云同志管经济工作的时候，外贸部、商业部有个别同志不那么 
心眼，陈云同志正确的意见他们也不太赞成，明明作了决定，可是执行起来 
不照着决定办，结果犯了错误，造成了损失。于是，有的同志就说，你这个 
错误，就是因为不听陈云同志的话，不按照和陈云同志一起作出的决定办事， 
反对陈云同志嘛！这也反映出我们党内存在着的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谁有 
了错误以后，跟着就说，你的错误最严重的就是公开的、秘密的、当面的、 
背后的反对某某同志。陈云同志说，是非是应该分清楚的，但是说这几个同 
志反对他，他没有感觉到，他不赞成这样来批评这几个同志，更不赞成把反 
对他写在这几个同志的结论中。陈云同志对别的同志一向持这种态度。在讨 
论哪个同志的错误的时候，他也提出批评，但他总是要讲，不要随便说人家 
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不要说人家这个是反党，那个是反社会主义，同志嘛， 
是非分清就行了。 
    对照着陈云同志讲的九个字和六个字，来检查我们自己，差得太远了。 
陈云同志确实是我们的模范，不仅思想方法是我们的模范，他的道德和胸怀， 
他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也都是我们每个同志的模范。我们党内有那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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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同志，心胸狭窄，头脑闭塞，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进不到脑子里边去。 
不用说他的意见是对的，别人反对了他，对这种反对他的人要整，就是他的 
意见是不对的，批评他的意见是对的，也是记仇啊，总想找个机会来打击报 
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恶劣作风可以说发展到了顶点了。一直到 
现在，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因为你批了我，我批 
了你，耿耿于怀，相互之间不以诚相见，这对党的团结妨害极大。 
     陈云同志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实事求是的模范，就是因为他在业理每个问 
题的时候，总是进行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 
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 
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 
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 
点”。如果离开调查研究，尽管把实事求是念它一千遍一万遍，也做不到实 
事求是。陈云同志的文稿里头有一段话，最好能够背下来，光是背下来还不 
够，还要真正照着这个话去做。这段话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我们全党的作 
风，对于我们建设事业的成败，关系实在太大了。这段话是：“我们做工作， 
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 
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 
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 
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我们不 
常常就是这样吗？不少人是成天开会，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 
实际情况，百分之百的时间拿来决定政策，搞调查研究的时间等于零。这不 
叫主观主义，不叫唯心主义，叫什么？这样决定的政策怎么能够会是正确的？ 
我们经常是匆匆忙忙地作决定。情况没有摸清楚就不要作决定嘛，何必那么 
着急呀！ 
     这里，我想就陈云同志是怎么样做调查研究的，给同志们作点介绍，也 
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作点补充。 
     首先谈谈青浦农村的三篇调查报告。陈云同志那个时候是政治局的常 
委，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同志们可以看看，陈云同志是怎么做农村调查的， 
我们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是比他调查得更细致，还是粗枝大叶的？更不 
要说那些根本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同志青浦农村调查是三个问题。一个是母猪 
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一个是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一个是按中央 
规定留足自留地。母猪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这是一个结论，陈云同志调查 
了一个公社15个养猪场中的10个，然后又向嘉兴地区、苏州地区若干公社 
的干部进行调查，证明了这些地区的情况同他在10个养猪场调查的情况相 
同。经过调查，他说，私养母猪养得好，苗猪产得多，私养比公养的好处有 
六条。然后又讲到，无论母猪或者肉猪，私养比公养还有几条好处。算了细 
帐，算了收入，同时也问了私养猪有什么缺点，好处调查了，缺点也调查了。 
经过这样细致的调查，得出结论说，母猪不下放，就不能恢复和发展养猪业， 
无论肉猪还是母猪都应该以私养为主。可是，陈云同志又讲，这个结论不能 
到处照搬，有的地方情况不同，就要有不同的办法，调查报告中讲到，上海 
市郊区蔬菜产区有10个公社，农民过去缺乏养猪的经验，他们不会养母猪， 
还不可能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就不是一刀切，得到了一个结论 
以后，普天之下，不管东西南北，都是一个办法。调查报告还讲，母猪要私 
养，肉猪要私养，私养就有个猪的品种问题，所以，在一般的农村，为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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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猪的品种，公社、大队应该饲养良种的公猪和一部分良种的母猪。 
     我记得1959年或者是1960年，陈云同志专门召集一些同志谈怎么样发 
展农村养猪事业的问题，开了两个星期的会议，对养猪的事情进行了调查研 
究。这个座谈会，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陈云同志所进行的调查是非常细致 
的。好比说，小猪刚生下来，除了喂奶以外，到了什么时候该喂什么东西， 
长架子的时候该喂什么东西，架子长起来了后，要育肥了，又该喂什么东西。 
一头猪从出生到出售，一共需要多少粮食，多少青词料。在集体养猪的时候， 
精饲料就只好用粮食，而在私养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泔水，都有剩菜剩饭， 
只是到了架子长成了，要催肥的时候，需要一些粮食，这么两相比较，国营 
养、集体养和私人养相差的粮食是多少？然后算帐，国营养、集体养，要这 
么多精伺料需要有多少工，需要有多少钱，搜集这么多的青饲料，需要花多 
少工，需要花多少钱？而私养需要花多少。经这么一算，私养显然要省得多， 
然后又算，喂一头猪要烧多少柴，农民私养烧柴，大人小孩从地里回来顺便 
捎带一点就够了，而要大规模地集体养猪，就需要专门供应烧柴，或者烧煤 
炭。从用工来说，集体养猪要专门有人来干，私人养猪就是老太太、小孩子， 
附带地就于了。当时他还算了一笔帐，私人养猪可以积肥，把这部分肥料卖 
给集体可以增加多少工分。这样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 
究，最后说，看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你看，最后确定 
的方针就是八个字啊，八个字说起来不过一秒钟，但是，确定这么一条方针， 
是经过大量的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后来根据这个会议上的决定，起草一个文 
件，那也不过是一两天吧，可是得出私养为主、公养为辅这么一个决策，陈 
云同志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调查研究。一直到今天，20年了，我们还是 
应该执行这个方针，因为2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方针是正确的。“文化大 
革命”中许多地方限制社员养猪，结果没有肉吃。去年以来我们的猪肉供应 
大为增加，全国绝大部分大中城市敞开供应，是靠私养供应的，还是靠公养 
供应的？主要是靠社员私养供应的。 
      《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这篇调查，也是非常细致的。调查的 
结果，他说全面算帐，种双季稻比种单季稻每亩多收稻谷220斤，但是，种 
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折合310斤至330斤稻谷，两相比较，种双季 
稻显然是得不偿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以后，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地区都不 
能种双季稻。陈云同志指出，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 
作习惯，不要轻易变动。不研究客观条件，主观地把单季稻改双季稻，把这 
作为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是不切实际的。他说，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 
主要决定于无霜期的长短，以及人口和耕地的比例等因素。从当时的情况来 
看，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区，如果耕地每人不到一亩，可以种较多的双季 
稻，每人一亩半左右，就只能种少量的双季稻；如果每人二亩半左右，则以 
不种双季稻为宜。偏北地区，例如无锡，即使每人不到一亩，种双季稻也不 
一定适宜，列宁把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 
灵魂”，斯大林也说过：“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陈云同志调 
查研究，解决问题，都是这样做的。 
     还有一篇是关于自留地的调查，题目是《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陈 
云同志那个时候就提出，农民的自留地不仅不应该比高级社时期少，还应该 
比高级社的时候多一点。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消息，说四川的一些 
地方自留地扩大了以后，农民收入增加了，原来的集体耕地因为扩大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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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减少了，可是产量却仍然有增加。四川是这样做了，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要 
这样做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要反复跟农民商量，根据当地的条件，像 
陈云同志那样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要一个命令，说四川扩大多少，我们也 
照样扩大多少。各地有各地的条件，各地有各地的农民的需要，而且决定权 
应该在农民。“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五七干校”，地点在河北省石家庄 
市郊区的农村，叫做东营大队。他们老早就是自留地集体种，不分给每家每 
户。最近那个大队有几个干部到我家里来，我问，许多地方自留地都下放了， 
划给社员自己种了，你们那个地方自留地是继续维持原来集体耕种的办法， 
还是也下放了？他们说，在社员中反复讨论了多少次，他们不赞成把自留地 
分到各家各户，现在还是把自留地单独划出来，集体种，大家觉得这样比分 
给每家每户更好。我问，是真的吗？他们说，是真的。他们说，他们那个大 
队1979年每人平均收入227块钱，  1980年每人平均到了270块钱了，一 
年增加了43块钱。全村80％以上的户都盖了新房子，连前些年盖的新房子， 
有的也重新改建了，我问，粮食的收入占你们整个收入的多少？他们说，占 
45％，其他的多种经营的收入，包括工副业，占到55％，超过了粮食的收入。 
果木树，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还没有人高，果结的很少，去年光是水果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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