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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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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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陈毅从华东前线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米脂杨家沟中共中央驻地。毛泽东让陈毅来陕北，一方面是听取华东野战军情况的详细汇报，另一方面是和陈毅商谈1948年作战的问题。1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陈毅商讨华野下一步作战的任务，提出要华野主力向江南跃进。 
华野主力挺进江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一个战略设想。1947年7月23日他给刘邓和陈粟谭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同时，华野的一、四纵也向江南进军。他设想：刘邓和华野两大主力南下，必将打乱蒋介石的进攻部署，迫使国民党军大量回援，解放军可以转守为攻，在各个战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1948年初，蒋介石鉴于对陕北和山东“重点进攻”的失败，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制订了以固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兵力进剿中原为目的的“分区防御”战略。将徐州顾祝同、九江白崇禧、西安胡宗南三个集团在中原战场的37个整编师约66万人，除以一部分配属绥靖区担任防御外，以主力组成六个机动兵团和四个快速纵队。蒋介石要以陇海、平汉铁路为依托，集中兵力对付刘邓大军和华野进军中原的部队，并加强长江防线，确保南京和江南地区的安全。 
这时，刘邓大军进至大别山区已有四个多月，长期无后方作战，部队的弹药、服装和粮食越来越困难。1948年1月，国民党军出动5个师对大别山区进行清剿，刘邓大军又面临险恶的局面。1月26日，刘邓向军委报告：“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如无友邻协助，至少将11师(胡琏)全部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近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 
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而在分散时，敌则以师为单位，寻我分散之旅作战，使我无法休息。两个月来减员不少，长此下去，士气将受很大影响，战力更加削弱，极端被动。而我不能集结作战，使三大野战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改变此不利局面，则有赖于友邻协助和新兵早日到来。” 
从电报中，可以体会到刘邓当时的艰难和他们迫切需要友军支援的愿望。毛泽东认为：扭转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派一支精锐的主力兵团向长江以南作战略跃进，迫使国民党军回援，使中原战局出现重大改变。华野过江的问题，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这次毛泽东是下定了决心，并征得陈毅的同意。1月27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要他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中央拟订了三个方案，请粟裕“熟筹见复”。电报最后说：“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1] 
1月31日，粟裕给中央军委发了一封长长的复电。电报中将叶、王、陶三个纵队的现状作了如实汇报，说这三个纵队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减员很多，干部配备、物资装备也很不足，马上出动确实有困难。在电报中，粟裕谈起过江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当年他随红七军团北上失利的教训：“我军渡汉水后，敌亦可能加强该段的江防；且渡江后须经较长时间，才能转至闽浙赣地区，如是恐将有半数之减员。此种减员，沿途无游击区安插，只能任其置于民家则几全部抛弃，甚为可惜。忆1934年七军团北上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之不团结，但沿途无处安插伤员，故好仗亦不敢打。每战必须转移，士气日低，同时不打算在沿途有基础之地区停脚生根，使减员更大，元气大损，加以当时整个战局不利等原因，故此失败。”他建议：“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1]在这封电报中，粟裕表达了他在战略问题上的独立思考。 
毛泽东、陈毅研究了粟裕的电报，2月1日复电同意粟裕的方案，以华野一、四、六纵队组成华野第一兵团，到陇海线附近休整，补充新兵，准备渡江；华野其他纵队由刘邓指挥，采取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率华野一兵团于1948年3月上旬转移到河南濮阳进行整训，作渡江南进的准备。 
在濮阳那些日子，粟裕每天都在思考渡江的问题。反复权衡利弊，他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 
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运用，粟裕认为：“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共十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这样想来想去，粟裕认为华野三个纵队不过江，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1]他决定把自己的意见逐级报告，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4月初陈毅回到濮阳后，立即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在对一兵团干部进行渡江南进动员时，他特别强调毛泽东的跃进战略方针，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转入外线又有两个方式，一为北伐军方式，背靠后方，逐步前进；一为跃进方式的前进，超越敌人。有阵地的前进是很合理想的，但依据我军性格，应采取跃进式的。”陈毅兴致勃勃地说，中央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然而在会议间隙，粟裕却把自己的设想完整地向陈毅作了汇报。 
陈毅大感意外。毛泽东制订的战略决策，陈毅是完全赞成的。一个战略区负责人要求中央改变战略方针，在解放军历史上尚无先例。陈毅不可能出尔反尔，但很尊重粟裕的意见。他认为粟裕可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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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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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也是考虑问题很周密的人。在向中央报告之前，他于4月16日向刘邓发出一封长电，陈述自己的建议，征询刘邓的意见。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向“中工委并请转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全面陈述他对南进战略的意见。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长途跋涉，从陕北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驻地。毛泽东仔细阅读了粟裕的电报，陷入深深的沉思中。21日，他以军委名义发出电报，请陈毅、粟裕来开会。陈粟感到事关重大，匆忙动身，于4月30日到达阜平城南庄，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城南庄会议开了七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详细听取了粟裕关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战场情况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并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中央领导人听完汇报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了粟裕的方案。 
5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邓和华东局，通报了中央领导与陈粟商讨的结果：“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5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1] 
城南庄会议上，中央决定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刘邓工作。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负责华东野战军的作战指挥。会议结束后，朱德总司令在陈粟陪同下来到濮阳，看望华野一兵团的指战员。 
5月14日，华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陈毅传达了中央指示，并通报了华野领导调整的决定。晚上，朱德作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华野在解放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提出了华野下一步的作战任务：争取消灭国民党的两大主力——邱清泉的5军和胡琏的11师。 
在华东和中原战场上，5军与华野部队多次较量。中央军委指示下达后，华野一兵团上下群情振奋，士气高昂。但是，作为指挥员的粟裕却不轻松。陈毅走后，他的担子更重了。他向中央提出不过江，在中原地区歼敌，是向中央立下“军令状”。对5军的作战能否打好，将对今后华野作战乃至中原战局产生重大影响。 
这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获悉粟裕部渡黄河南下的消息，大为震惊。他原打算让5军进至淮阳地区，寻机与解放军决战。 
5军刚刚出动，顾祝同看到粟裕部南下，惟恐中原有失，又命令邱清泉马上率5军返回商丘，并从苏北地区调来四个师的兵力，企图在鲁西南与华野决战。粟裕原来设计的战场是在鲁西南的城武、曹县一带，没想到5军迅速收缩，与鲁西南国民党军抱成一团。华野如果仓促投入战斗，把握不大。 
作战之前的运筹，往往比战争过程更为复杂。粟裕决定观察一下再行动。6月2日，他向中央军委发出请示电，毛泽东3日复电，要求“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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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陈唐兵团配合刘邓主力结束了宛西战役，遵照粟裕的命令东返，准备打5军。6月15日，陈唐兵团到达睢县西北，粟裕当机立断，决定以陈唐兵团进攻开封，自己率领一、四、六纵实行运动防御，阻止邱清泉西援。这叫“先打开封，后歼援敌”。 
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人口约40万。这座古城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和六门四关，守城的是国民党军66师的13旅和地方部队两个保安旅，共3万余人。全城防卫名义上由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负责，但正规军由66师师长李仲辛指挥。两人互相扯皮。他们认为共军不会来攻开封，城防工事都没完成。6月17日陈唐兵团将开封城团团包围，刘、李二人才着了急，急征大量民夫赶修工事，并向郑州方面请求增援。 
陈唐兵团到达开封城下，立即投入战斗。他们有洛阳攻坚的经验，大城市攻坚动作一定要快，稍迟疑一天敌军的工事就可能大大增强，造成攻城的困难。三纵、八纵分别主攻各城关和城外要点。经过一夜激战，扫清外围。19日凌晨，解放军以连续爆破炸开城门，突击队冲入城中。与敌军进行巷战。李仲辛原以为解放军会把主攻方向定在城北，没想到解放军主攻方向在城南和城东。国民党军在城内制高点设置的炮兵观察哨也被解放军打掉，他们的火炮变成瞎子。而解放军炮兵指挥所就设在城外禹王台高地上，把城里观察得很清楚，解放军的炮火指哪打哪。国民党军只得收缩到省府、龙亭、铁塔等核心阵地内，作最后的抵抗。[1] 
在开封守军的不断呼救下，20日国民党空军从徐州、郑州方向出动大批飞机，对开封城进行残酷轰炸。成吨的炸弹、燃烧弹倾泻在开封的街道和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著名的相国寺、河南大学都成为一片废墟。老百姓死伤遍地，许多群众为了逃生，前呼后拥冲向城门。秩序大乱。陈士榘、唐亮当机立断，下令打开城门放群众出城。有的干部着急地说：“这城门好比华容道，开了门，敌人就要乘机逃跑了。”陈、唐解释说：“为了使人民少受残害，只有这样做了。”解放军干部战士在城门扶老携幼，引导群众到城外隐蔽疏散。国民党河南省省长刘茂恩化装成老百姓混出城外，逃脱了被俘的命运。 
到21日晨，开封城内只剩下龙亭这个最后的核心阵地。龙亭坐落在宋代故宫遗址上，雄伟的台基高13米，四周围墙环绕，三面临水，易守难攻。陈士榘等在城内制高点——教堂钟楼观察敌情。研究既能解决战斗，又能保护古迹的攻击方案。炮兵指挥员提出：将火炮推进到前沿，进行近距离抵近射击，虽然炮兵有生命危险，但可保证准确命中堡垒工事。当日黄昏，解放军的炮火集中轰击龙亭。残存的国民党军被解放军炮火轰得丧失斗志，从地堡和山洞中爬出来投降。师长李仲辛想从城北逃跑，被击毙在城墙上。22日白天国民党飞机在开封上空盘旋侦察，报告说“龙亭附近遗尸甚多，并有汽车向南门开。全城已无我军符号，东、南两门开放，城内沉静”。说明战斗已经结束。 
当解放军进攻开封时，南京城里也闹得不可开交。听说开封城破，在南京的河南籍“国大代表”、监察委员、立法委员都急了，大家一起到总统府求见蒋介石。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和参军长薛岳出来应付，代表们哭的哭，骂的骂，跪的跪，尤其是女代表们号啕大哭，场面一片混乱。20日蒋介石乘飞机亲临上空视察，并督促郑州、徐州方向派部队救援。胡琏的18军、邱清泉的5军分别从上蔡、城武增援，遭到中野、华野部队的阻击，未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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