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作者：岳南
导语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引爆了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北京周口店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在美国人转移途中下落不明，由此引发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大寻找活动。本书主要叙述北京房山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发现、发掘、失踪、寻找的全过程。
　　1929年，古人类学家裴文中首先在龙骨山猿人洞中发现了第一颗完整的、距今5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了全世界。 此后10年间，周口店猿人洞中先后发掘出土5个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5个头盖骨神秘失踪，这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科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成了中国人心里永远的痛。

序章  历史的记忆
    旷野凄凄。朔风凛冽。我以悲剧的心境再次来到人类祖先的故乡——周口店。
　　这是1991年12月的冬天。
　　早在70年前，一位叫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年）的瑞典人就曾来到过这里并大胆预言：“总有一天，这个地点将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
　　当时，似乎没有人对这梦呓般的预言感兴趣。6年后，周口店发掘的事实被安特生幸而言中。
　　1926年10月22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安特生抛出了惊世骇俗的论文——《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文中说道：
　　“周口店发掘和考察的成果，除了从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哺乳类化石以外，还有鉴定为狒狒和短尾猴的化石以及两件具有特别意义的标本，即一颗前臼齿和一颗臼齿……根据研究，这个遗址的层位可能是早更新世的。不管它属于第三纪晚期还是第四纪早期，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不会改变，那就是具有完整而确实的地质资料的古老的人类化石，已经在亚洲大陆的喜马拉雅山以北首次发现。因此，早期人类曾在亚洲东部存在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凭空猜测了。”
　　惊愕！猜疑！轰动！一切都意料之中。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如同旱天雷轰然炸开，世界人类的目光骤然投向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地。因为在远东以至整个亚洲大陆上，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和古老的人类化石。是安特生叩开了沉睡50万年的“北京人”的大门。
　　3年后的1929年12月28日，敏感的中外新闻界又爆出一条新闻：
　　“主持周口店野外发掘工作的裴文中博士，于12月26日在山顶洞的堆积层中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中国猿人的头盖骨。他在现场就把它认出来并亲自细心地挖出……”
　　仿佛从地震的余波中再度听到海啸的呼叫，“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再度给人类以巨大冲击，被誉为“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
　　这一发现过去13年后的1942年，同样是冬天，世界各大报刊又纷纷编发了耸人听闻的消息：
　　“中华社2月21日电，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化石和灵长类化石神秘失踪……这些化石原于11月初分装在两木箱内，准备运往美国。12月5日，带有北京人化石的专用列车离开北京驰往秦皇岛，打算在那里送向一艘美国航轮哈里逊总统号。这艘轮船预定于12月8日抵达秦皇岛，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专用列车在秦皇岛被截，哈里逊总统号也没有驶到秦皇岛。从此，北京人下落不明。”
　　“北京人”的失踪同它的发现一样再度震惊了世界。
　　从1926年到1942年的16年间，如同旋转的万花筒，整个世界几经哗然和骚动之后，人类终于接受了这样一个不再变更的事实——“北京人”化石的发现，无疑地证明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和此前在英国皮尔唐发现的曙人，德国茅尔厄发现的海德堡人，具有相同的时代性。从而可进一步推断，它们从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东南和向西迁移，并达到他们后来居住的地区。周口店的发现，使有名的《物种起源》作者达尔文创立的人类发祥地在非洲的理论发生了动摇。同时，周口店猿人洞中石器、骨器以及用火证据的发现，又使“北京人”遗址在人类起源科学研究上的地位达到了辉煌的顶峰，这一系列空前并具有突破性历史意义的伟大发现，直接推动了建立人类早期理论的革命。
　　但是，如此珍贵和巨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在岁月的尘烟雾土中匿藏了50万年之久后，仅面世十几个春秋，便神秘地消失了。
　　“北京人”的失踪，是被盗？还是被毁？是沉入海底，还是早已化作了尘烟？这个谜团久久地在人类心中困扰、翻腾着……
　　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精明狡诈的驻平日军，便开始奉天皇昭令搜寻“北京人”的下落。其后的半个多世纪，几乎全世界的科学情报部门都开动了迅速旋转的机器，苦心孤诣地全方位探寻“北京人”下落，并由此展开了一场侦察与反侦察，指控与反指控的世界性争夺、争论战。“北京人”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搜寻和论战中，名声大躁，神秘莫测，呈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
    1972年8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以显要位置刊登了芝加哥股票经记人兼商人斯托弗·贾纳斯发布的消息：“悬赏五千美元奖给通风报信因而使我能找到失落的‘北京人’化石的任何人……”
　　消息传出，贾纳斯立即收到了几百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无数个电话。接下来，一场又一场欺骗与反欺骗的闹剧与丑剧在世界范围内上演。
　　1980年9月，一个被控涉及“北京人”化石事件名叫夏皮罗的美国人，根据探寻的线索来到中国，企图在天津市区一座旧兵营的地下室挖出这一稀世珍宝，遗憾的是一无所获。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原侵华日军著名的731细菌部队一位上尉军医，在气息奄奄，即将撒手归天的弥留之地，向自己的好友吐露了埋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北京人”就埋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东约两公里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埋藏者就是这位上尉军医本人。为便于日后寻找，他在埋藏地点做了不为外知的暗号。
　　1998年10月，原日本关东军专门负责搜集情报，名叫中田光男的老特工，向中国政府透露，“北京人”被神秘地埋在了日本某地一个小孩的墓穴内。
　　中国政府根据两位日本老兵提供的最新线索，分别进行了慎密的分析与搜寻，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眼看20世纪在人类悲喜交织的情愫与泪水飞溅中匆匆掠过。江河东流去，逝者如斯夫。当21世纪的曙光降临大地，光耀环宇之时，“北京人”失踪之谜，仍是中国乃至世界一切进步人类的心中之痛，像一部没有结尾的侦探小说令人梦牵魂绕，难以释怀。
　　然而——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小说永远没有结尾，人类对“北京人”的教仰与热情仍未休止，对它的探寻还在继续。而这种强列表现的人类热情和世界瞩目，决不是一种单纯情绪的流露和好奇的窥探。即使在人类进化到登上月球的今天，远古祖先创世的艰难历程与沉重足迹，依然成为召示后人前行的精神与意志的纪念碑群。
　　作为“北京人”生栖之地的远东大陆，以及在这块大陆上继续生存并延续祖先血脉的中国人，当然知道“北京人”。但大多数却是从历史课本中知道的，而且仅仅知道它是华夏民族的祖先，50万年左右的祖先。对其真正的科学价值以及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却知之甚少。“北京人”连着久远的过去，维系着一系列错误复杂的历史事件，要弄清它的全部，也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不论这个历史跨度有多么长远，中国人对寻找和研究“北京人”的热情不会衰竭，希望也不会冷却。早在1954年12月27日，于“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杨钟健，就曾代表入会的科学界人士说过：“自从1941年魏敦瑞携走了全套模型去美之后，这些材料全部在美国人掌握和保管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又在美国占领之下，美国一部分人对这些材料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这些‘北京人’化石材料是中国的国宝，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产，我们绝不能听其丧失。全国人民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宝贵材料的下落。全世界正义的科学工作者也都关心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使之物归原主。”
　　悠忽50年过去，星转斗移，时空浩渺。历史可以生锈板结，但郁结在人类心中的情感却不会被磨蚀消融。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呼唤，世界人类在呼唤。
　　——“北京人”，你在哪里！

第一章  龙骨的启示
踏上中国土地的瑞典人
　　墨绿色的塔里木河像一条长龙在干涸的大漠中向远方伸展。一叶木舟飘然而下。
　　安特生独坐船头，打开随身携带的考古专用牛皮包，轻轻取出一卷散发着墨香的书籍翻动起来。——这是刚刚轰动欧洲的考古巨著《丝绸之路》。书的作者是名噪一时的瑞典地质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
　　作为同一个国度的同行，他对斯文·赫定并不陌生。只是几年不见，想不到这位普通的地质学家，由于在中国西域一连串考古探险和重大发现而轰动欧洲，成为科学界一颗耀眼的大字号巨星。
　　安特生颇不服气，但又无力更改这眼前的事实。
　　小船在当地渔夫的熟练操纵中疾速而下。安特生无心再去翻那些枯燥的文字和线描图示，一双复杂中透着些许得意的目光，再度转向脚下的河流和远方那坦荡无垠的神奇大漠，思索着过往岁月中发生在眼前的那一串串神奇得如同神话般迷人的故事——
　　1900年春，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为继承导师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vv Richthofen,1833-1905)的事业来到远东大陆，踏上了中国西部异常神秘的土地，要解决悬而未决的罗布泊地理位置问题。按照试着的准备和策划，这位极具探险精神和科学头脑的瑞典人，一到新疆喀什，就立即招募了五名精明能干的维吾尔族人担任翻译、文书和脚夫等职。接着又购买了十五峰骆驼和十匹马组成一个规模可观的探险队，沿水旱两路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发。
　　斯文·赫定一行几人乘船从叶尔羌河起程，很快进入塔里木河，这时已是九月下旬。由于航道难测，走走停停，一直航行了三个多月才到库尔勒新湖地区。在这一区域内，斯文·赫定开始组织人员围新湖测量地形。第二年春天，一行人又乘船从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孔雀河直赴罗布泊地区。在这里，斯文·赫定才真正弄清楚，原来这一带有十几个湖泊，都在中国传说的盐泽的位置上，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叫罗布淖尔，是一个咸水湖。经过仔细勘察鉴定，他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28年之后得到了科学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北一带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千余年的古楼兰遗址。经过发掘，很快找到了150多件写在纸上和刻在木片的汉文文书。文书上清晰地署有汉朝皇帝的年号和岁月，其中很多件中有“楼兰”字样。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出土的文书中，纸页上的日期竟是公元150年左右。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汉代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想不到在造纸术发明不久，汉朝就把用纸张写就的文书送到了遥远的楼兰边关。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这座边远的城区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斯文·赫定在发掘楼兰之后，又在一个叫米兰的地方找到了历史更为久远的米兰古城，并通过发掘，揭开了楼兰由繁盛到消失的一系列秘密。
　　1902年夏季，斯文·赫定回到瑞典本土，他携走了大量的文物和珍贵资料，并以此为依据，用了整整3年时间，写出了一部五卷本的西域考古巨著，书的名字就用他的导师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对这条古代欧亚交通大动脉的命名——《丝绸之路》(Silk Road)。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终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他本人荣获了瑞典皇家地理学会领发的维多利亚奖章。
　　就在斯文·赫定发现罗布泊，揭开古楼兰失踪之谜的时候，学识渊博，才华惊人的瑞典地质学调查所所长、考古学家、探险家安特生博士，正率领本国政府组织的一支考察队奔赴南极。这支考察队于1901年春动身，直到1903年底才告结束。尽管安特生率部历尽千辛万苦，于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踏上了南极冰川地带，但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无力长期抵御变化无常的恶劣气候，不得不遗憾地匆匆返回瑞典本土。
    南极的考察结果收效甚微，研究成果也不尽人意，此次行动没能给雄心勃勃的安特生带来声誉和荣光。而这时赴中国西域的斯文·赫定却一炮打响了。
　　安特生后悔自己选错了方向，如果自己能到远东或具体的中国西域一带考察，他坚信也一定会获得比斯文·赫定毫不逊色的声名。在一番捶胸顿足的悔恨之余，他暗暗地下定了到远东考察的决心，同时加速了同远东各国科学界人士的联系。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
　　安特生的好运终于等来了。
　　1914年4月，他接到了中国政府农商部部长张謇签发的聘请书。
　　当然，他的受聘，除了自己的努力和运气，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便是——自17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被迫为任何“高等的白人势力”胡作非为而大开门户。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商人、社会闲杂人员、流氓无产者，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拥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大陆。于是，在中国的版图上，片刻之间便被折腾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中国古代文化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壁画和古代石雕像被砍凿盗走；西安、洛阳的古墓以及大批古建筑和古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地下珍宝被盗一空。
　　1912年民国成立后，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政策，外国人不再明目张胆地在中国版图上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科学家不怀好意地派往中国，以得到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争夺。安特生被聘，是中国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因为当时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是瑞典民族的良好声誉，给安特生带来了人生的契机，这个契机使他以“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的体面身份，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远东之旅。
　　安特生始终没有忘记斯文·赫定，尽管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国西域探险已过去了十几个年头，但他还是决心亲眼目睹一下使这位“时代的幸运儿”一举成名的神秘之地。他从瑞典抵达印度，又辗转千里来到新疆地区。在这里，他真真切切地领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异彩与壮观神秘，他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完成了瑞典至中国途程的跋涉，踌躇满志地来到北京农商部赴任。不久，这位年薪18000大洋（这一时期或稍后的北京大学顶级教授如李大钊等，月薪为300大洋，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月薪8个大洋）便组织一批技工，在估计有矿藏的中国北部开始大面积的野外考察并采集化石。
　　令安特生大惑不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兴行了近一个世纪，而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却对此知之甚少，或者说全然不知。当安氏来到中国并向他的中国同行介绍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时，有许多学者不屑一顾，甚至针锋相对，谓安氏的一套纯属下九流的胡闹台，非正人君子所为。特别是中国金石学一些学派的老朽加儒生，直到安特生组织人员走向田野进行实际科学发掘时还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安特生不顾别人的脸色如何，坚持率队在山野密林，沙漠大泽中进行调查发掘，并用自己的亲身行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的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田野考古示范。这一开创性劳动，最终成功地唤醒了沉浸于古典之中的儒生者面对科学而做出了新的抉择。
　　安特生不愧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田野考察专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不同时代的矿物化石源源而来。一批批化石标本由北京迅速运往瑞典乌普萨拉(Upsala)大学，供维曼(Carl Wiman)教授领导的古生物研究室研究鉴定。
　　幸运的时机与独特的环境，令安特生很快成为野外地矿考察领域的开拓者。1914年秋，他成为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石矿石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联系。同年，又在中国北部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田野遗址。一系列发现，使安特生开始受到同行的敬慕并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可喜的成果使他在经费上得到了更多的资助……
    历史需要英雄，而英雄必须适应历史，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使安特生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不朽声名并把他的事业推上辉煌顶峰的契机，真正而富有戏剧性地降临了。

北平街头的奇遇
　　1918年2月某日，安特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麦格雷戈·吉布（J.MeGregor Gibb）教授，这位化学家很了解安特生对化石特有的兴趣，当即出示一些包在红色粘土中的碎骨片。“这是在周口店发现的，详细地点是叫一个鸡骨山的山崖左侧，这个鸡骨山是由于红土中随处可见到鸟类骨头而得名。前几天我到那里考察后亲自采到了这些粘有骨头碎片的泥块。”吉布教授得意地说着，将碎骨从泥块中剥下递给安特生。
　　“这些泥块是充满特色的红土构成的，我发现这种土在周口店地区许多地方的石灰岩洞中均可见到。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其中有许多小碎骨，大部分骨头是空腔的，显然属于鸟类骨头……”吉布教授的叙述对安特生来说极有诱惑力，这不仅仅是由于安特生涉猎广泛、知识渊博，激起他最大兴趣的则是因为在这之前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案例。
　　20年前，一位叫哈贝尔(K.A.Haberer)的德国医生在北京行医期间，从中药店里买到了不少“龙骨”和“龙齿”。这位医生虽不是研究古脊椎动物化石的专家，但极具科学头脑的他很了解这些化石的学术意义。当他在1903年离开中国之时，便把买到的“龙骨”经过认真挑选，装在木箱内带回了他的国家。此后不久，哈贝尔把这批化石全部送给当时著名的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Max Schlosser)教授研究。
　　施洛塞尔经过反复研究鉴定后，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龙齿”化石中，有两颗是人的牙齿，且有一颗属人的上第三臼齿——这是整个亚洲大陆首次破天荒的发现。
　　如果那时的施洛塞尔敢于公布他研究鉴定的真实成果，那么亚洲具有远古人类生息的事实论断，将会提前23年公布于世，安特生的声名也不会在日后大放光彩，相反的是哈贝尔这位普通的医生将会占据报纸头条，成为传奇性人物并载入科学史册。但是，令施洛塞尔和哈贝尔二人遗憾终生的是，他们没敢正视眼前的事实，只把两颗人类牙齿当作类人猿的而匆匆公布于世了。
　　施洛塞尔和哈贝尔与伟大的发现荣光失之交臂。但是，这两颗牙齿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因为早在1856年，就有德国发现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1891年又在爪哇岛上发现了爪哇人(Java Man)，而亚洲大陆却是一片空白。这一发现，不能不引起繁感的学术界重视。
　　安特生来华后，始终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的研究成果，并隐约感到在远东大陆特别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尚有一种未被参透的天机未泄其秘。他在广泛向中国科学界外籍朋友写信的同时，总要随信附上施洛塞尔关于中国动物化石的鉴定结果，并请他们注意收集和提供化石产地的线索。
　　一念至诚，感动上天，安特生的好运正式来临。
　　二十年前哈贝尔在北京中药店买到的“龙骨”，当然不会确知它的详细产地，但来自华北地区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华北地区是主要的“龙骨”产地，北京药店不会舍近求远从南方购买。也许，施洛塞尔发现的牙齿就来自周口店……想到这里，安特生的身心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偶然的巧合，但又不情愿否定这个念头。他按捺住心中急如潮涌的波澜，匆匆谢过吉布教授，回到自己的居室静静地默想起来。
　　3月22日一大早，安特生踏上了考察周口店的途程。此时，连他自己也未意识到迈出的这一步，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大约50公里处，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山野村镇。这个地点之所以被科学界发现并引起兴趣，在于附近的燕山山脉因造山运动而沉积了距今四亿多年前的奥陶纪与寒武纪石灰岩，除外还有侏罗纪的砂岩，因地壳变更而形成的大理石和花岗岩石等等。在奥陶纪与侏罗纪的地层中，夹有较厚的煤层，可供开采。尤其是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堆积物更是随处可见而保存齐全。
    安特生根据麦格雷戈·吉布教授预先指明的路线，很快找到了周口店西南约两公里处的鸡骨山。这里最初引起科学家们的注意，就是在奥陶纪的石灰岩中有明显而较多的石灰石矿。吉布教授正是在这里一种深红色砂质粘土里发现了要找的化石。
　　安特生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他的田野考察。
　　他发现，眼前的深红色砂质粘土，是地壳变更之时，由于石灰岩断裂，粘土才得以充填进来。很明显，土层充满石灰岩洞，石炭岩炉膛将泥土中的物质小心地保存下来，并逐渐从填洞的土层转变成可分离的石柱特色，无数碎骨化石就粘贴在这独立高耸的石柱上。这宛如古塔似的石柱，离地座约5.5米，直径1米左右。上面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差不多都被捷足先登的科学家剥光，不能轻易地摘取了。
　　安特生挥动考古控铲，开始在石柱的四周发掘。很快，他找到了两种啮齿类化石和一种食肉类化石，尤其是后一种化石收获颇丰。
　　安特生将采到的化石装了满满的两个背包，这位精明而有着科学头脑的瑞典人，没有像吉布教授那样急着回去向同行显耀自己的发现，而是悄悄来到龙骨山一侧的乡间寺庙住了下来，静静地思考着所发现的一切。
　　两天后，安特生回到了北京。他对周口店之行非常满意。能够在北京附近找到一处“龙骨”产地，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况且，这是安特生来华近4年来第一次发现骨化石。尽管骨骸很小，看起来属于普通并可能是幸存下来的鸟的种类。但这个发现，毕竟为他解开施洛塞尔发现的人齿地点之谜，敞开了一扇透着些微曙光的门户。可以说，日后周口店那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从安特生的这次考察就注定了。要不是1918年秋天，安特生派出考察的人员在河南发现了大批三趾马化石而把他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许，周口店那举世瞩目的发现比事实来得还要早些。但历史老人没有这样安排，安特生放弃了周口店的进一步考察，率领助手转入河南，一头钻进了三趾马化石的田野调查发掘之中。
　　3年后的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维曼教授的建议来到中国。由于维曼的热情介绍和荐举，安特生准备和这位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合作三年，主要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此时的安特生已经在这个领域的发掘和研究中初见成效并可望获得非凡的成果。
　　但是，安特生仍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留下的那个谜。当师丹斯基到北京后，便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的鸡骨山进行发掘，公开的理由是使这位年轻人体验一下中国的农村生活，以便日后工作。其实安特生心中另有打算。
　　历史在兜了一个小圈之后，师丹斯基又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人类祖先的家园。
　　这一年的8月某日，安特生和葛兰格(Walter Granger)博士一起来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葛兰格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往中国的著名的猛犸古生物学家，其主要任务是协助由安德鲁(Rey Chapman Andrews)和李契夫曼领导的考察团在蒙古的探索工作，他是作为该团的首席古生物学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
　　安特生邀请这位他敬重的古生物学家同去周口店的目的，除了看一下师丹斯基的发掘进程，重要的是让葛兰格传授美国先进的发掘技术，因为美国的古脊椎动物的以及古生物学家，在发掘技术上已取得了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科学家的惊人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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