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译者的话
　　本书是苏联著名军事将领、苏联英雄、苏联元帅基·阿·梅列茨科大的回忆录。作者青年时代就参加了红军，在国内战争年代曾英勇地奋战在各个战场。1936—1937 年，他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为反对法西斯而战。
　　1940 年8 月，梅列茨科夫任苏军总参谋长，次年1 月任副国防人民委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初期，他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先后指导西北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的工作。后参加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和在苏联北极地区的艰苦作战。1944 年他被晋升为苏联元帅，时年47岁。
　　梅列茨科夫是深得斯大林器重的一员战将。在苏联对日作战前，斯大林特意把他调到远东，任远东第1 方面军司令员，担任攻坚任务。斯大林对身边的人说：我相信这个矮个子的雅罗斯拉夫人一定有办法打败日本人。
　　在对日作战前，为了严守秘密，梅列茨科夫元帅曾隐名埋姓，变成了马克西莫夫上将，为此曾闹出不少笑话。
　　本书所叙述的，是梅列茨科夫怎样从一个普通的钳工成长为一名举世皆知的苏联元帅。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王强、王树森、王殿英、王希昌、石珏、何金贵、许躬臻、陈渊、陈惠秀等同志，由何金凯同志校。
　　1985 年8 月
　　革命生涯的开始
　　在工厂做工。哈瓦耶夫兄弟，博尔多夫，莱曼和其他人。夜校。朱可夫同志。列夫·雅科夫列维奇·卡尔波夫。苏多格达的生活。新的生产。遇到的人和同他们的交往。
　　伟大的十月……。我们这一代人，曾为建立我国的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的人们，只要提到“伟大的十月”这些字眼就会豪情满怀，激动万分。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每个人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经历都同1917年10月紧密相联，甚至随便说说就会勾起一连串的回忆。
　　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从你眼前掠过：旧事又一幕幕地重演。你似乎又回到了那色彩斑斓的峥嵘岁月。
　　我是职业军人，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服役已经五十多年。我的戎马生涯是从1917年开始的。同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党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亿万人民群众一样，是在难忘的1917年获得新生的。
　　我原是梁赞省扎赖斯克县（现为莫斯科州扎赖斯克区）纳扎利耶沃村一个贫农的儿子，后来在莫斯科和苏多格达当钳工。试问当时我怎敢奢望成为一名将军或元帅呢？在沙皇俄国。我的命运只能是一辈子给老板卖命。转折是急剧的。过去的一切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那时我二十岁。
　　不过，我不想以此为起点来叙述我的身世，而想向前追溯一下，从我参加工人行列时说起。因为正是工人阶级的培养才使我投身于伟大的十月革命。
　　在1917年，我可以说已经是一名熟练工人了。在弗拉基米尔州离苏多格达县城不远的一个松节泊工厂当钳工。我初次接触钳工活是在1912年。那时，我是个十五岁的农村少年，到城里来干活赚钱，住在莫斯科的老乡帮我找了个工厂做工。
　　干活我不怕。在农村，我在家里是老大，七岁就帮父亲耕田耙地，九岁就跟大人一样干地里所有的农活了。当然，在城里，起初生活并不轻松。寄人篱下，收入低微，人地两生，是很不习惯的。一天劳动过后，深身都不舒服，腰酸背痛。由于成天站着，双腿肿胀。手上的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手上沾满了金属屑，老是带着一股铁腥味。终日的轰鸣声和削挫声使耳朵老是嗡嗡作响。手指上伤痕累累。在家干活时是头顶蓝天，现在换成了低矮的天花板。想家的时候，特别是夜晚，我经常独自思忖，现在家乡在干什么呢？妈妈大概已经生好了炉子，爸爸已从地里回来了，妹妹在饮牲口。我明天的活计不是下地收割，而是挫削铜板，不是把镰刀打出刃，而是在铁条上冲眼。
　　但是很快我就爱上了这一行。把金属块在台钳上夹紧，用手刷和凿子旋出金属刨屑。起初，我根本不会拿凿子。向前倾斜，就凿深了；向后倾斜，就从表面滑过。看一眼旁边的工作台，小锤子就敲在自己手上。这时工头就大喊大叫：“喂！你的家伙是怎么拿的？”并在后脑勺上给我一巴掌。总的说，我挨打不多。稍稍碰我一下，我立时就瞪圆了眼，奋起自卫。每次和工头发生冲突，不是罚款，就是被解雇。因此，在莫斯科的头三年我在五个工厂干过活。
　　锉功也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我干创、磨的动作都挺稳，尽管小心翼翼，但仍经常弄坏细小的零件。用多大劲压，怎样用眼睛测量，手脚怎样放，这里都有讲究。我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逐渐积累经验，才学会了这一招一式。他们对我很苛刻：扁尖凿伤了刃——罚款；手板钻钻的孔不圆——罚款；一眼没看到改锥被别人拿走——加倍罚款。干钳工这活儿使我养成了精力专注、灵巧机警、有条不紊、准确无误的习惯。钳工还要求反应灵敏。被热铆烧伤，手上溅上盐酸，焊接时焊锡滴在身上，这些事多得不计其数。但是，并没有白白付出代价，我学会了本领，复杂的活儿也交给我干了，我不再当学徒，而是一个能独挡一面的钳工了。干铆接活儿我更是得心应手。在金属板上钻个孔，插上铆钉，顶上顶把，盖上盖片，然后用榔头敲打。要是遇到平铆，那就更出色了。先钻孔，再铆合，然后锉去边缘和尾部。
　　少年时代，我爱干各种农活，但后来对钳工更加倾心。可能是钳工劳动过程的性质和立竿见影的效果使我更加喜爱这活儿。在农村，耕耘播种后就眼巴巴地等着，可能有收成，也可能没有。而在这儿全取决于自己。既不靠雨水，也不一定要阳光，马匹同你也毫无于系。在工作台上于成啥样就是啥样。亲手干了什么一目了然。由此，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们所需要的劳动成果，明显的、直观的成果产生了自豪感。
　　无产阶级的自豪感，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萌发于具体的劳动过程，而且还孕育于本阶级和别的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比如，我们自己人都是把老板叫做“大肚皮”，每当他来到车间透过夹鼻眼镜窥视工人时，胆小伯事的人或是惯于溜须拍马之徒总是转过身去，摘下帽子向他致敬，但大多数人都装着没瞧见这位上司，依然安稳地转动钻孔机或冷冲制零件，搞出很响的声音。我旁边的一个工人教导说：“要学会做人。东家挺着肚子冲着你，你就把屁股朝着他。既然当工人，就要堂堂正正，昂首挺胸！”
　　起初，我在哈瓦耶夫兄弟开的钳工作坊干活，他们在大奥尔登卡和米哈伊洛夫巷都有铺子。铺面归彼得·哈瓦耶夫所有，而生产资料则是雅科夫·哈瓦耶夫的。当作坊主巡视各车间时，工头就喊叫：“雅科夫·尼基季奇来了！”。我就是在这个作坊的一个车间——放着一排工作台的长棚子里开始学手艺的。在那儿学会了截铁和最简单的钳工活。锯钝、冲制和铆接这些高级技术是在另一家企业——博尔多大商行的金属加工厂学会的。博尔多夫商行的老板是一个俄化的德国人，他总想装成纯粹的俄国人。为此，工程人员嘲笑他，而工人们则抱藐视态度。我们看东家首先看到他们是剥削者。他们在下马斯洛夫卡有锻工钳工作坊，在多尔戈普科夫斯卡娅有一个锻造厂，还有一个商行，而无产阶级除了手上的老茧外一无所有。
　　我从下马斯洛夫卡来到谢尔普霍夫卡，遇到了在艾涅姆（现称《红十月》）巧克力糖厂上班的朋友，他们同地下革命工作者有联系。我还在哈瓦耶夫兄弟的钳工作坊干活时就认识他们。那时，我总是干完活就到离巴尔丘格不远的一个小食堂去吃饭，在那里结识了城市里发电厂（现为国营莫斯科发电厂）的机械工人。同他们交谈使我茅塞顿开，更加仇恨现行制度。早在孩提时代，替地主梅利尼科夫干活时，我心中就自然萌发了对旧制度的仇恨，现在变得更自觉了。
　　新结识的同志知道我同工头顶撞被解雇后，就介绍我认识艾涅姆工厂的几位工人。我们经常在夜晚和星期大碰头。同志们详细询问我的生活。我给他们介绍我的家庭，告诉他们父亲、叔叔、母亲、舅舅的情况。我父亲叫阿法纳西·帕夫洛维奇，是村里一个贫农。我叔叔叫费奥多尔，在莫斯科一个工厂干活。妈妈叫安娜·伊万诺夫娜，生了好多孩子，整天为孩子们能有糊口之食操心。舅舅普罗科菲·伊万诺维奇也在莫斯科做工。朋友们跟我讲现行制度如何不合理；在这种制度下一些人卖命，而另一些人发财。他们引导我明白一个道理：有罪孽的不只是东家，还有保护他们的那些人。工厂主、地主、警察、沙皇官吏都是一根藤上的毒瓜。当然，我并不是一下子就明白这些道理的，而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悟出了这个真谛。
　　地道的攻螺纹、钻眼和铆接本领，我是在“马克斯·莱曼”锻钳工厂学会的。马克斯·费奥多罗维奇·莱曼在马林小丛林处有私人住宅。我们多次拿着工厂新制件的样品送到莱曼的住处——舍列梅捷夫斯卡娅。在那里我亲眼见到，而不是从街上隔着窗子看到了阔人的生活。
　　闲暇时我喜欢在城里蹈跳。天长日久几乎走遍了整个莫斯科。为了不迷失方向，我总是沿着电车轨道徒步行走。那时有四十条电车道：三十六条编号电车道，一条蒸汽机车道，另外还有三条环行道（1 路、2 路、3 路）。
　　我在莫斯科呆的倒数第二个工厂是工业学校附属工厂。工业学校是为纪念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二十五周年而建立的。在那里我干的是管道钳工。我舅舅就在那里上班，是他介绍我去的。工业学校坐落在米乌斯卡广场，现在那里是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当时在工业学校周围有许多工厂、作坊和院校，工人的生活充满着生机，倾向革命的青年在奔走呼号。我之所以对这个工厂感兴趣，是因为它是校属工厂，校里还开设了米乌斯卡成年工人夜校和星期日班。我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了夜校学习。从到莫斯科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停留在农村初小毕业的程度上，一定要多学点知识。我父亲就是个自学的劳动者，他的榜样鼓舞我攫取更多的知识。舅舅帮助我进了夜校。他还在别的方面帮我开阔视野。舅舅的收入不够维持他们一大家子的生汁，不得不在夜晚兼任剧场存衣室的工人。舅舅经常给我讲剧目的内容，偶尔也带我去剧院，让我坐在剧院最高最便宜的楼上座位。起初我对观众很陌生，慢慢地就习惯了，甚至喜欢起他们来了。
　　后来为了逃避警察追捕，我转到莫斯科图鲁比纳留声机厂当钳工。我经常在所在地区参加工人集会，已被人所熟知，有一次差点儿被捕。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位大学生给我们讲述米乌斯卡地区的革命历史。他从斯捷潘·拉津的战友乌斯卡开始讲起（米乌斯卡正是在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被处以绞刑的。当然关于这个广场命名的来历还有别的说法），一直讲到1905年的街垒战。一个奸细叫来了警察把集会冲散了。我同那位大学生从穿堂院跑掉了。我们在郊区转悠到半夜，然后他把我带到工人米科夫家里。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清晨大学生就走了，米科夫开始同我攀谈起来。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可惜的是在国内战争年代我们失去了联系，不知他的去向。正是米科夫把我介绍到留声机厂工作的。他也在那个厂干活。
　　这里的工钱很低，它之所以有诱惑力，是因为它承担军事订货任务，凡是这个厂的工人都算作在军事部门服务，可以免证入伍。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心情是根本不想替沙皇老爷卖命。但是在这里也没能呆久。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微薄引起了工人罢工。官方扬言要按战时法律来审判参加罢工的人，我又一次有被捕的危险。这次又是米科夫帮了忙。我现在认为他当时就是布尔什维克，至少他知道秘密联络网。否则他不会让我去找列夫·雅科夫列维奇·卡尔波夫的。
　　后来，我住在苏多格达时曾多次同卡尔波夫接触。他待我很好，总是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给我出注意，后来还帮助调动我的工作。关于他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我多半是猜到的。因为我住在苏多格达时，他经常委托我给来访的人寻找临时住处，这些人都是从他那儿介绍来的。我的任务是把在弗拉基米尔和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的地址告诉来人，好让他们能去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到那里去同谁接头，谈什么问题，但我知道这里接头的暗号。他们信任我，我也以此自豪。例如。“П·B ·斯米尔诺夫私立男子初级中学看院子人的住处在弗拉基米尔”，“帕涅夫兄弟化工厂的大门在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的舒亚街”，这些都是我当时转告的地址。顺便说说，我第一次看到舒亚街是在二十年代，那时我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并兼任伊万诺夫省党委委员。
　　卡尔波夫当时是什么人呢？当时他是生产经销松香的“松香”股份公司的工程师和负责人。关于卡尔波夫的身世，那时我只知道这些。后来才知道，卡尔波夫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1906—1907年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书记。他在技术学院毕业后，当了机械工程师，对组织俄国的松香松节油生产出了大力。十月革命后他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化学部，使第一批社会主义企业和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轨。卡尔波夫于1921年去世，葬于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宫墙下。现在莫斯科的一个化工一制药厂和一所理化学院以卡尔波夫的名字命名。
　　1915年我同卡尔波夫是这样认识的。米科夫让我去“松香”公司办事处并嘱咐我：“到办事处后向左拐，进一个单独的屋子，在那里你会遇见一个戴夹鼻眼镜，留小胡子的人。为了不找错人，先问一声他是否叫列夫·雅科夫列维奇。”
　　……л·я·卡尔波夫派我去苏多格达并让我到那里找木材化学加工公司总工程师兼分公司经理雅科夫·韦尼阿米诺维奇·斯涅吉廖夫。
　　л·я·卡尔波夫说：“公司在苏多格达河的这一边，苏多格达市在另一边。去找斯涅吉廖夫前先在城里转一圈，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跟着。”
　　苏多格达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偏僻县城，离省城弗拉基米尔36俄里，我在街上闲逛，一路看到“税务局”，“市参议会”，“兵役处”，“地方金库”，“药店”，“戈卢别夫父子旅店”，“成衣店”，“县警察厅”等招牌。城里有一个亚麻纺织厂，一个织布厂和一个玻璃厂。我确信没人注意后，就设法跑到河对岸，到了赫拉波维茨基的领地。当地的财主赫拉波维茨基拥有可经营的土地和房产，甚至还拥有铁路车站：赫拉波维茨基1 号站和赫拉波维茨基2 号站。赫拉波维茨基从车站往食品杂货库送货用的自己的专用铁路支线。松节油工厂就在赫拉波维茨基的领地内。
　　那时我认为到苏多格达去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但事实上却在苏多格达呆了将近三年，后来还在那里找到了个人的幸福。我按照卡尔波夫的嘱咐尽量同斯涅吉廖夫搞好关系。斯涅吉廖夫很友好地接待了我，让我当设备修理钳工，并把我安置在离他自己不远的地方住下，我们经常在一起过夜。斯涅吉廖夫给我讲过他的身世。讲他争取受教育和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是多么不易。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松香”公司的头面工程师把一个普通工人打发到这里来，也从来不打听卡尔波夫每次来苏多格达同我谈些什么。总而言之，斯涅吉廖夫很平易近人。卡尔波夫对他本人进行帮助，可能是由于有共同的政治信念吧。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清楚了，为什么斯涅吉廖夫认为没有必要提出多余的问题。
　　每当我必须进城时，他总是立即放我走。他对我的事只“干涉”过一次，那就是建议我一开始就好好熟悉生产以便站稳脚跟。很快我就被新的职业吸引住了。孩提时代，我的理想是像我们乡村教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叶梅利亚诺娃那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很爱他们。但十八岁时我又想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了，新的工作对我有影响。事实上，那个厂的生产过程不复杂。在附近的树林里采松脂，也就是在松树上割口，松脂就从割口处流出。把松脂收集起来，剔除杂质，脱水，就提炼出松节油来了。将松节油加热，然后再用蒸汽熏一下，让蒸汽混合气从管子通过并使之冷却，水沉积在下面，松节油就聚积在上面。当松节油容器内的油全部挥发后，沉积物也冷却了，就成了松香。然后把松香卖给火漆厂、肥皂厂、纸厂、油漆颜料厂以及摄影师和乐师。我的职责是检查设备是否完好，排除故障，并干钳工活。
　　在出差到工厂来的人中间，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斯涅吉廖夫让我给从总公司来的工程师先生介绍一下厂的生产。来人通报了姓名，作了自我介绍。他这样谦逊地对待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在当时是很奇怪的。他问了我的姓名后，笑着说列夫·雅科夫列维奇谈起过我。我受宠若惊，毫无保留地给他介绍一切。这时兹巴尔斯基工程师想知道，假如机器坏了，最难焊的是哪些孔眼。我告诉他松香生产设备上装着铜制蛇形管的地方最难焊。他让我教他焊这些孔眼。于是我们钻了进去，就位后，我开始给他讲解，但他什么都懂，还给我补充。我真有点发火了：干吗费那么大劲钻进来呢？这时他又笑着说要转达卡尔波夫本人对我的问候，我忍俊不禁。但为了不使对方难堪，我强忍着没有笑出来。但后来同兹巴尔斯基在一起时，我还是取笑了他。那是在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隆重的会议，坐在主席团里，旁边就是这位“从莫斯科来的工程师先生”。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立即认出了我，拥抱我，吻我，然后我俩在一起长时间地回忆“焊接”蛇形管的事。
　　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在革命前就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他在莫斯科大学搞生物化学，同时研究本醇和其他木干馏产品的生产工艺。正是这些研究工作促使他来到苏多格达，来到我们的工厂。1924年，他同B ·П·沃罗比约夫教授一起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遗体进行了防腐处理，并长期负责列宁陵墓附设试验室的工作。后来，兹巴尔斯基曾领导过许多科研所，荣获过国家奖金。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有求必应并富有幽默感的人。
　　1916年，有一次，Л·Я·卡尔波夫亲自到苏多格达来时告诉我说，他就要离开苏多格达返回莫斯科了。他问我：“你有意见吗？”我什么也没问就欣然同意了。不久斯涅吉廖夫也被卡尔波夫调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工厂行政领导通知我，要调我到总公司去。到莫斯科后接我的是斯涅吉廖夫，并把我临时安顿在奥列加化工厂。这时，我们第一次比较坦率地谈话，而不像以前那样拘谨了。雅科夫·韦尼阿米诺维奇·斯涅吉廖夫当着米科夫的面对我说，他们对我进行了考察，认为我可以信赖，现在我应该更积极地行动，应该直接参加改变工人阶级处境的斗争。我回答说：我甘愿效劳。在这之后，斯涅吉廖夫告诉我，Л·Я·卡尔波夫现在卡马，在季哈亚戈拉码头附近的邦久热斯基厂任厂长，他希望我到他那里去。
　　但我未能成行，因为我属于应征入伍之列。前线情况不妙，德国人、奥地利人大踏步向东推进。征兵令一道紧接一道，加紧从后方搜罗壮丁。邦久热斯基工厂不能缓期征兵，于是我不得不返回苏多格达。革命后我了解Л·Я·卡尔波夫的经历才知道，他当时在季哈亚戈拉组织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现在想起来仍然很高兴，因为卡尔波夫当时可能已经把我列入其中了。
　　在红旗下
　　专制制度的覆灭。沸腾的省份。在布尔什维克党支部。难忘的五月。成了赤卫队员。十月革命来临。刚当军事委员的时候。
　　《老弗拉基米尔人》报算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主要新闻来源了。这家报纸发表的消息同官方的消息略有不同，因为办报的人同立宪民主党有联系，他们能够直接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获得新闻。苏多格达的居民们住在远离俄罗斯中心的偏僻林区，连去弗拉基米尔的机会都很少，信息不灵，总是急不可待地等着看新出的报纸。人人都在关心首都发生的事情。根据片断的消息判断，当前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报纸含糊地报道了彼得格勒街头的混乱、枪击和将要发生的变化。关于将军叛国、女皇把俄国出卖给德国等各种传闻不胫而走。1916年底那个西伯利亚盗马贼Г·拉斯普京被击毙的消息令人振奋。拉斯普京是女皇的宠臣，他肆无忌惮地向全国发号施令，就像在他的世袭领地一样。关于1917年2 月底的风潮，报纸报道得更加频繁了。
　　从弗拉基米尔到我们厂来了两个职员。我们向他们打听城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说，省长克赖顿正式宣布必须绝对保持平静，制止各种流言，并宣称，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关于国家制度将有某种变化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但这点谁都不信。市民们很活跃。当地的政治活动分子纷纷集会结社，十分活跃。我关切地问道：“那边的工人怎么样？”他们耸耸肩，很可能是对工人提出的问题不屑一顾。应该说，在这方面省城没有起表率作用，省城只是纯粹的行政中心，它在政治发动的炽热程度方面，大大落后于有六万无产者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也落后于舒亚、科夫罗夫、古西以及其他工业城市和工人区。那时弗拉基米尔总共只有四百来个工人。
　　又过了几天，亚历山德罗夫、科夫罗夫、舒亚、奥列霍夫的无产阶级也活跃起来了。2 月底，这些城市里人们高举红旗举行了示威游行。目击者说，谁也没有向示威游行者开枪，警察没有轻举妄动。
　　后来，送来了新的报纸。我们从报上得知，专制制度垮台了，尼古拉二世退位。早在2 月27日在首都就成立了一个什么临时委员会，要求服从它的命令，另外还产生了苏维埃。“苏维埃”这个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还在莫斯科做工时，我就听老同志说过，1905年无产阶级选举了苏维埃。
　　又来了新的印刷品。印刷品上写着：“弗拉基米尔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公报”等字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我离厂去苏多格达看个究竟。那里乱哄哄的，小县城在沸腾。带着红袖章的人走来走去。房屋上贴了许多传单，说弗拉基米尔成立了市执行委员会，掌握了政权，它已任命全权委员，居民们必须服从这些委员。传单是由彼得罗夫主席签署的。这位先生是有名的立宪党人，是同《老弗拉基米尔人》报有关系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后来又见到了省委员会的传单，传单是从彼得格勒派来的埃尔纳杜马议员签署的。
　　由于气氛不同寻常，搞得人们头晕目眩。警长没有了！自由了！人们公开举着红旗走来走去。有些人抱怨说：“现在沙皇没有了，我们怎么办呢？”。
　　我暗自思忖，抓什么工作，从何处着手呢？关于这方面的事在家里没人可商量，而工厂里的同事则等着我指点。卡尔波夫那里已经好久没有音信了。同米科夫又没有书信来往。突然在一幢房子的一扇小门上，我看到一张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签署的传单。噢，这说明苏多格达也有社会民主工党的人。很有意思，谁在这里活动呢？原来是斯米尔诺夫、特罗菲莫夫、奥什马林等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地玻璃厂和织布厂的工人帮助他们。我去找他们毛遂自荐，问他们要不要钳工帮忙。
　　接上头了，我们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支部。
　　苏多格达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城市的缩影，只是没有大城市那么大的规模罢了。到处都是双重政权，我们在这里也不例外，公开的和隐蔽的政治斗争在进行着。人民群众正在暗自积蓄力量，对他们来说2 月不是事情的结束，而只是开始。不过像苏多格达这样的小城市，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发展得不像彼得格勒、莫斯科甚至也不像弗拉基米尔那样急剧。彼得格勒的工人已高呼“打倒部长。资本家”这样的口号，上街游行了，而苏多格达人还在执行由旧官僚、退伍军官、厂主和房产主代表组成的社会安全地方委员会的命令。至于苏多格达苏维埃，直至1917年5 月才诞生，而且从政治立场来看，开始时还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本省其他县城，甚至工厂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奥列霍沃祖那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科夫罗夫等地的苏维埃，从一开始就是布尔什维克占优势。
　　在那些日子里，我很少去工厂，更多地呆在苏多格达，在我们社会民主工党支部所在地。支部的成员有几名织布工人，玻璃工人，机械工人，一名教师（特罗菲莫夫）和一个名叫斯米尔诺夫的人，似乎是个职员。后来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党支部的领导人是彼得·奥什马林。
　　奥什马林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的政治素养较差，奥什马林的政治水平比较高。他在我们支部的会议上讲述他所知道的各种道理：诸如什么样的革命才是工人革命：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究竟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怎样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促使他们支持革命并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等等。
　　我们虽然自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但我们的支部没有被正式承认。我们既没有同弗拉基米尔取得联系，也没有同莫斯科挂上钩。我们强烈地感到了与世隔绝，可以说是盲目行动，但到4 月后半月，我们知道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省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对我们显然是一无所知。后来他们告诉我们，组织委员会在全省范围内发了邀请信。组织委员会并不怀疑在苏多格达有党支部存在，但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通知，只得给当地社会安全委员会寄去邀请信，寄希望于有心人能设法知道召开代表会议的事宜。当然，谁也没有想过把邀请信转给我们。其他许多县城也没有派代表出席。然而这次代表会议还是起了重要作用。它表明省里存在着一支新生的强大政治力量。这次代表会议讨论了B ·и·列宁的四月提纲，绝大多数代表赞成这个提纲。代表会议还作出决议隆重庆祝五一节。
　　我们得知这项决议后，就决定把组织“五一”游行作为我们支部积极活动的开端，并给省委发了信，请他们派一名布尔什维克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从弗拉基米尔派来的同志很快就到了，他的衣着不像工人，名字我记不清了。来人申斥我们支部工作没有记事，开会没有记录，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但没有办任何手续这点斥责得更凶。
　　1917年5 月1 日上午，苏多格达的工人、一些士兵和知识分子在喧闹而欢快的全市大游行中亮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牌。为此，我们白天同社会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激烈地争斗了一番，晚上我们支部第一次正式编制了支部成员名单并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苏多格达县委会正式成立。彼得·弗拉基米洛维奇·奥什马林当选为主席，我被选为书记，我们把各种文书寄往弗拉基米尔。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省委派到苏多格达的代表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亚内舍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指点我们同苏多格达苏维埃内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作不调和的斗争。1917年5 月底，苏多格达举行了工人、士兵代表参加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亚内舍夫帮助我和另一位县党委委员M ·C ·特罗菲莫夫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自己也在代表大会上讲了话。我们狠狠地打击了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公开发表言论，提出自己的口号和明确的政治路线，对于分清地方苏维埃内部的派别起了重要作用。我认为，我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后参加政治斗争的庄严的第一课。我们的发言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使布尔什维克彼得·奥什马林当选为县执委会主席
　　关于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亚内舍夫，我想多说几句。他在我们这里呆的时间不长，但他充沛的精力和对革命敌人不调和的态度给我们党支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亚内舍夫一生光明磊落。他是弗拉基米尔省人，当过纺织工人，早在1902年他还很年轻时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参加过第一次俄国革命，后来侨居国外，在美国住了几年，在那里积极参加了工人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领导莫斯科的革命法庭，1918年率领一支由莫斯科共产党员组成的队伍对尤登尼奇部队作战。1920年在南方战线任师政委，在对弗兰格尔部队作战中牺牲。
　　在苏多格达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后，政治斗争激化了。
　　在委员会工作很困难，尤其是1917年夏季特别艰难。七月事件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处境艰难，大概影响到所有的地方支部。记得有些老熟人问我：
　　“基里尔，他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这话当真吗？”
　　“是真的。”
　　“那就是说，你跟列宁是一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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