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归国留学生

作者：陈雅妮

　　这是一群幸运又不那么幸运的中国人。作为勇敢的先行者，他们赶上了国家大发展的年代，赶上了求才若渴的用人之秋。他们因而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机会。他们当中许多人被待为上宾和委以重任，许多人捷足先登地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但又因为是少数先行者，他们的影响还非常有限，还会有曲高和寡的孤独。
　　他们必须做一番艰苦的拓荒，甚至冒着有种无收的风险。
　　这是一群奋斗着的中国人。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奋斗”二字对他们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在国外，他们无所依傍，唯有奋斗，一天不奋斗，他们就可能沦落到社会最低层。带着这种严酷的生活加倍强化了的奋斗的天性，他们选择了比轿车、洋房更为博大的奋斗目标，追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实业、以科技、以革命报国的几代留学生的足迹，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整个民族奋斗的史诗。
　　历史将会记住这些奋斗者，这些以青春作伴，在九十年代踏着归国的潮头、以涓涓之流推涌着祖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留学生。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十年的旅日生涯，使她浑身透着一种日本式的教养。第一次见面，她穿了一身大红的绒线套装，淡妆的脸上带着矜持的微笑，双手前垂，微微鞠了一躬，这便是在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上海创办玉垒环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冯坤范。
　　我到过她的公司，很有几分悲壮的色彩。三年了，公司不仅没有利润，每年数万元人民币的开销全靠冯坤范在日本的奖学金支撑。包括公司最初的投入，三年来冯坤范已花去了三千余万日元(约280万元人民币)。她在日本的学业还没有最后结束，公司的日常工作由两位副经理打理，她自己则在日本的冲绳和中国的上海之间飞来飞去。两位副总经理一位是她的表妹冯小姐，一位是她丈夫在农场插队时的插兄张久蔚。出于对她的支持，尽管步履维艰仍在勉力维持。张先生比较乐观，说我们是志同道合，舍命陪君子。冯小姐看不到公司的前途，不禁抱怨：她何必急着回来争这口气？
　　张先生安排我们在一家红茶坊见面。
　　冯坤范说张久蔚已经是她的第六任副总经理，前面五位都辞了职，说不定不要到明年此时，他也会离我而去。她笑着看了一眼张久蔚，我发现她的眼里闪着泪光。此后的谈话中，她常常会笑着，却泪光闪闪。
　　十年多前冯坤范是上海中山医院一个护士。二十来岁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小提琴、国画、电影配音、谈心所，什么都学，还自学了日语和中医。不知是哪一天，她突然留心起病房的病人，特别是患白血病的孩子。他们一个个被送进来，又一个个因不治而抬出去。看着不堪丧子之痛的父母，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一下子知道了自己该干点什么。
　　1988年她和丈夫钱小明双双自费到日本留学。她执意要学医，准备了半年就以在上海读夜大的基础考上了日本红十字医学院。在日本毫无根基，经济来源显然难以支持两个人同时求学，更何况冯坤范上的是学费昂贵的医学院校。丈夫钱小明默默放弃了自己喜爱的金融管理专业，找了一份建筑工地的苦工，为的是每天有一万日元的收入。冯坤范当然不能靠在丈夫身上，自己也要打工挣钱。从此刻起，冯坤范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她在向我回忆这段经历时甚至说：如果我当时不选择出国，也许这辈子要轻松得多。
　　在日本，不少穷困的女性都去酒吧做陪酒女，因为这类工种比较省力，来钱快，但是往往要付出代价。就冯坤范的性格，她无论如何也不去做这份工作的，这样，她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多打几份挣钱不多的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天的课余时间连打三份工。她在酒吧托儿所看孩子。这些孩子的妈妈深夜还在酒吧陪酒，孩子就寄放在酒吧外面的这个临时托儿所里。她夜夜陪着这些陪酒女的孩子，体味着在日本做一个女人的艰难。
　　三年，她读完了医学学士学位，又考上了日本国立琉球大学医学研究科，攻读“环境生态免疫”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便是漫长的七年学程。
　　在这里她有了足够支持学业的奖学金，但让她缺乏思想准备的是，在沉重的课业负担之外，她还必须体验中国女人在日本求学的艰难和屈辱。
　　她就读的专业有一位傲慢的日本人，38岁就当上了教授，自恃甚高，尤其看不起中国女生。
　　他经常晚上喝酒，每次喝酒都让中国女生陪着，趁着酒兴撒野，还满嘴污言秽语，说“女人不就是一匹任人骑的马吗？”。他有恃无恐，因为这些中国女生的命运就拿在他的手上，每年的奖学金都需要有他的签字和评语。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冯坤范被动地保护着自己，心中有说不出的压抑。这些苦楚她也不能向丈夫诉说，他的负担已经够重，一切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过去爱唱爱笑的她变得不愿说话，精神极度忧郁。每每得不到排解时，她便独自驾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把车开到海边，向着大海痛哭一场。
　　带着这样的精神压力，冯坤范咬牙进行着自己的学业，经常通宵达旦地守在实验室，三岁的女儿带在自己身边，困了，就让她和衣睡在实验室的沙发上……
　　1998年3月，冯坤范终于出色地完成了需经十二个国家的医学教授联合审批的博士论文，戴上了日本琉球大学的医学博士帽。在日本学医不易，女性学医更难，苦读十年学成女博士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她的学成引起了琉球大学的重视，校方“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三次提出请她留校工作并邀请她一家三口“归化” 日本籍，但均被冯坤范婉拒。
　　为了挽留冯坤范，日方提出将她的留学签证从3月25日延长到9月，给她留出时间在日本各地观光——也是一种无声的挽留。这一从不给予中国留学生的厚待，却被冯坤范拒绝了。
　　她不是不知道归化日本籍有多少人求之不得，也深知留在琉球大学的职位意味着收入的丰厚和生活的稳定。但十年的日本求学生涯，使冯坤范饱受了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自己将成为“日本人”这个事实。当时，丈夫钱小明已开办了一家经营大理石的公司，并拿到了经营签证。冯坤范把快要到期的留学签证转成了家属签证，彻底放弃了留校和入籍的机会。
　　此时，她早已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玉垒”公司。玉垒，取意冰清玉洁的志向，取意宁为玉碎的刚烈和执着。它的诞生，是一个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
　　冯坤范在报考研究生时，就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学科方向。她在医学领域钻研得越深，就越追根溯源地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许多疾病的高发，都与环境息息相关。她放弃了继续攻读临床医学这个被认为最有职业保障的专业，而转向环境免疫学。
　　直接导致她创办环保企业的，却是两次与专业无关的刺激。在一次研究生的聚会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的导师当众让她把剩下来的食品带回去明天吃。在日本，熟食是从来不过夜的，日本人也是绝对不吃过期食品的。冯坤范很礼貌地谢绝了。这位导师却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地说：“上海黄浦江、苏州河那么脏，你们不也喝了吗？你们上海人有特殊的免疫力，不会生病的。”
　　冯坤范虽有满腔愤怒却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她陪同导师到上海访问。那位傲慢的日本导师提出要去钱小明的家。
　　当时上海的城市改造刚刚起步，还有许多破旧的街区。钱小明的家就住在卢湾区一条小弄堂里。出于礼貌，冯坤范难以拒绝。导师仿佛寻找什么似的一个劲地往前走，一进弄堂迎面而来的就是臭气阵阵的垃圾桶和小便池。导师没有说话，却早已是满脸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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