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邦雅曼·贡斯当著  刘满译  
　　【作　者】(法)邦雅曼·贡斯当著 阎克文,刘满译    
　　【丛书名】公共译丛    
　　【形态项】 473 ; 20cm    
　　【读秀号】000002082861    
　　【出版项】 商务印书馆 , 1999    
　　【ISBN号】 7100029627 / D081    
　　【原书定价】 CNY27.00 网上购买    
　　【主题词】自由(学科: 研究)近代哲学(地点: 法国)    
　　【参考文献格式】(法)邦雅曼·贡斯当著 阎克文,刘满译.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贡斯当政治论文选. 商务印书馆, 1999.    
　　邦雅曼·贡斯当是毋庸置疑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先驱之一，他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最早提出了对极权主义制度形态的系统批判（见《僭主政治》），并发表了经典性的自由主义政治宣言（见《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些都体现在本书收入的论著中。不过，这些发表于1813－1819年的作品，迟至一百八十年后才第一次有了这个中译本，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遗憾。
中文版序言：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  　 
　　　一　   
　　哈耶克（F.A．Hayek）在论及自由主义时，曾对英国式与法国式的两种自由主义传统加以区别。前者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相信渐进的改良，相信社会的自发秩序，注重法制下的自由。后者则以建构理性（constructive    
　　rationalism）为基础，视所有社会与文化现象为人为设计之产物，强调人们可能而且应该根据某一被接受的原则或计划重新组织社会结构。　   
　　哈耶克在讨论法国式自由主义时，小心翼翼地指出几个例外：孟德斯鸠（1689－1755）贡斯当（1767-183o）、托克维尔（180－1859）。依哈耶克之见，这几位思想家更接近于英国自由主义，而与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有明显区别。　   
　　哈耶克关于英法自由主义的区别以及他对孟德斯鸠、贡斯当与托克维尔的厚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主义者的心态。二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界出于对法西斯政治的反思以及当时的理论需求，开始从新的视角思考极权主义问题，并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重要理论结果之一就是把当代极权主义与西方近代思想发展中的某些思潮联系起来。当然，在不同的作者中，当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渊源也许不尽相同。譬如，哈耶克强调欧洲大陆理性主义所包含的极权主义成分，塔尔蒙（J．L．Talmon）强调极权主义民主与当代极权主义的渊源关系，伯林（I．Berlin）则注意到追求积极自由可能导致对自由的否定以及对某种超越个人的集体性权威的崇拜。　   
　　尽管不同自由主义者讨论的角度不同，批评的对象也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把卢梭（1712－1778）的学说与当代极权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大致勾勒出一条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线索。　   
　　由于自由主义者把卢梭作为极权主义的最早先驱，曾经批评过卢梭的思想家便受到他们的格外关注。伯克（1729－1797）与托克维尔在五六十年代的复兴属于此例，贡斯当的复兴也属于此例。二战之前，贡斯当在西方政治思想界并不受重视。贡斯当的名字更多地是与他的著名小说《阿道尔夫》联系在一起。当然，历史学家在描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历史时，不会忘记提及这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派领袖，不会不描述他与拿破仑的冲突以及与德·斯塔尔夫人暴风雨般的爱情，但很少有人把他看作一位有贡献的思想家、理论家。　   
　　二战以后，贡斯当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贡斯当对自由与代议制的执著追求、对各种压制自由的制度的无情鞭挞、对卢梭以及极权主义民主的批评在当代自由主义者那里找到了知音。从五十年代起，几乎所有论及自由主义发展的书籍都会提到贡斯当的贡献，特别是他关于自由理念的贡献。当代自由主义大师伯林《自由四论》的“导论”就是以贡斯当的著名格言作为卷首语的。伯林称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是讨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概念的最好的文章。　   
　　二　   
　　贡斯当出身于瑞士洛桑一个法裔贵族家庭。先辈原是法国新教徒。南特敕令废除后，为躲避宗教迫害而逃到瑞士。贡斯当出生几天后，母亲便去世了。父亲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接受了不止一个家庭教师的培养，并从十四岁开始，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1782年就读于德国的埃尔那根大学，1783年至1785年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读书。贡斯当在爱丁堡大学时期，正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贡斯当受到亚当·斯密（1723-1790）、亚当·佛格森等著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他在苏格兰所受的教育奠定了他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对英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终生不渝的推崇。　   
　　离开苏格兰后，贡斯当行踪不定地居住在巴黎、洛桑、布鲁塞尔和布斯威克。他曾在1785年至1787年期间会见过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多塞（1743－1794），并自称是孔多塞的弟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写作他生平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论宗教》。这部著作断断续续写了一生，直到三十年后才完成。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欧洲思想界与政治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也对贡斯当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贡斯当一生的理论活动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不断反思。尽管贡斯当在这一时期尚未发展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的系统理论，但他后来对大革命的许多认识都已在这个时期初见端倪。像当时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对革命前的旧制度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与轻蔑。他痛恨旧制度的政治迫害与宗教迫害。他认为“旧制度是一个腐败、专断与软弱的混合体”，推翻这种制度是完全合理的。他热情讴歌大革命的最初阶段，对大革命后期的雅各宾专政表现出无比憎恶。他在后来写道：“革命一般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一致希望推翻所有人都不能容忍的制度；在第二阶段，运动被人为地继续，它已经不再是自然的了，它的目标是试图摧毁所有与少数人倡导的制度相反的东西。如果说理性的人们可以将革命中止在第一阶段，成功的机会就会是巨大的。这样的革命是短暂的、令人高兴的、是流血最少的。”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便属于这种类型。法国大革命在1791年以前处于第一阶段。遗憾的是，法国人未能适可而止，他们试图摧毁一切旧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结果导致雅各宾独裁那样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有所评价，但严格地说，在1895年以前，他只是大革命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改变这一状况的契机是他与斯塔尔夫人的关系。斯塔尔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内克的女儿，出色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文学家。贡斯当于18po年在瑞士结识了斯塔尔夫人，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充满感情风暴的浪漫关系。这一关系对贡斯当一生有深刻影响。斯塔尔夫人不仅帮助了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他的政治观念，而且也激发了他的文学激情。贡斯当的著名小说《阿道尔夫》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他与斯塔尔夫人关系的自传性作品。1895年，贡斯当随斯塔尔夫人来到巴黎后，立即卷入法国的政治生活。他是斯塔尔夫人沙龙里的中坚人物，该沙龙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与斯塔尔夫人一道，极力维护热月党人的统治，抨击反革命的保王党人以及雅各宾派从左右两方面对温和政权的威胁。从1796年开始，贡斯当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著。其中最重要者当属《论当前法国政府的力量和赞同它的必要性》（1796）。在这部论著中，他极力鼓吹“结束革命”。他写道，“我强烈希望结束这场革命，因为继续革命会伤害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主张加强我们的共和国的原因。人类命运中所有高尚而伟大的事业都与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拿破仑执政初期，贡斯当对拿破仑寄予很大希望，把他看做保卫共和国与革命成果的人物。在这一时期，贡斯当被任命为立法院的委员。然而，随着拿破仑日益抛弃自由主义的外衣，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贡斯当变成了拿破仑的反对派。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拿破仑的独裁，被欧洲各种反对拿破仑的力量视为英雄。1802年，他被拿破仑赶出立法院。1803年，斯塔尔夫人也被拿破仑勒令离开巴黎。他们两人被迫离开巴黎，开始过流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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