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参天大树


　　首楔：两种人的舞台

　　无论官场还是职场，自古以来都是两种人的舞台：一种人像树，一种人像藤。
　　像“树”者，生性顶天立地，但能不能成为所谓的“中流砥柱”，却要看机缘与造化。总的来说，这种人大多刚而易折，因此注定命运多舛。
　　像“藤”者，缘“树”而生，常常春风得意。他们的得意与幸福，或多或少要以牺牲大局或组织的利益为前提。“为藤之道”在于“柔”，观其要诀，首先便要做到“责任感”或“大局观”，甚至是人性良知的泯灭，否则便不可能在仕途宦海的风云变幻中，从从容容地做一棵进退取舍皆自如的“藤”。
　　所谓做人的“缺点”，哪怕只是捕风捉影的嫌疑或猜测，都会成为“树”身上致命的软穴，也是他们一生中最沉重的负担。因为这些东西常常被对手抓在手中，无休无止地放大，进而演绎成为击溃全道防线的突破口。
　　但同样的东西，在“藤”的身上，却是无往不胜的利器。他们不追求完美，甚至不在意道义与公理。“我是小人我怕谁？”人家无需捍卫自己的形象，一切以利益为先导，变或不变，真或者假，都要看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因为没有了这种“庸人自扰”的包袱，“藤”的机器就会开动得出奇的轻快。他们会把自己身上哪怕一丁点儿的优势或优点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来。
　　换言之，人生的“缺点”，在“树”的身上，便像一小滴黑漆落在一张巨幅的白绸上，它的视觉效果会被自然放大。同样，人生的“优点”，在“藤”的身上，如同一小滴白漆落在一张巨幅的黑布上，同样也会产生无限放大的视觉效果。
　　再换言之，人格高尚者如果有了污点，便会令人生疑，甚而遭到全盘的否定；人格卑鄙的人如果有了优点，便会变得可爱，不那么可恶，甚而赢得全盘的肯定。
　　人间的法则就是这么有趣。
　　在我们这个“官本位”文化的国度，数千年来只有官场而没有职场。即便在传统文化日渐脱胎换骨的今天，新兴不多年的职场，也大多是古老的官场规则的延续。因此，历史上的官场现象，便是当今职场文化的始祖。
　　二者只有存在时间和表现形式的不同。不要以为古远的历史和我们今天的现状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正如我们每个人的过去都不可能与当下的现实或前方的未来风马牛不相及。
　　读者朋友如果不相信“藤”与“树”的存在，不妨睁眼看看自己周边的人和事；如果不信今天的职场文化实际上是传统官场规则的变种，不妨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今天的人心百态，看看到底有多少异同。
　　2000年的历史就像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我们今天在这一端，而另一端的西汉王朝正好处于落日的余晖之中。我们只能依稀看到它遥远的背影。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过去是过去的今天，今天是未来的过去。在这条一脉相承的“长江之水”中，今天的时代不但深受其滋养，也深受其束缚。
　　姑且只谈2000年前西汉王朝的古人，到底有多少影子折射到今天，读者朋友们可以自己去判断。
　　西汉王朝的江山虽然是高祖刘邦打下来的，但帝国的治理构架，则为他的儿子、文帝刘恒所开创。因此，刘氏皇统的根，还是应该追溯到文帝身上。
　　文帝之后，经历了景帝、武帝、昭帝和宣帝4朝的连续昌盛，从元帝刘奭开始便是一个分水岭，从此转入江河日下的境地。这是历史的共识。
　　皇帝无疑是帝国的核心，也是支撑天下兴亡的大树。从元帝朝开始，帝国其后的皇帝们便一代不如一代，再没有了“擎天嘉木”的风采。
　　既然皇帝不能支撑帝国的天空，那么，必然会有臣子站出来，分担更多的戏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臣子们的命运，便更多了几分精彩，也多了几分苦难。
　　正因为如此，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帝国的官场才更富于戏剧色彩，也才更富于借鉴意义。
　　但无论如何，在广阔的舞台上，依旧离不开两种角色：藤与树。
　　“树”的命运无疑是最悲凉的。
　　仅就西汉王朝下半页而言，这类人的命运便可以分为如下4种：
　　第一种命运以韩延寿为代表。
　　韩延寿是宣帝朝有名的地方官。他曾经做过4个郡级区域的最高行政首长。所任之处，均会被他神奇般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具备杰出“业务能力”的人，往往拙于“宫廷政治”的手段，举世瞩目的政绩并没有给他带来起码的平安。他最终也没有能够逃脱政治对手萧望之的暗算。
　　萧望之与韩延寿素无过节，但后者的声望显然让他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因此，当韩延寿正一门心思在帝国的基层励精图治时，萧望之早已经暗暗为他张开了布满倒刺的鱼网。
　　第二种命运则以王凤为代表。
　　王凤是王莽的大伯父，也是王氏外戚集团的奠基人。此人不仅拥有过人的政治权术之手腕，还拥有卓越的治朝理政之能力。在他辅政的11年期间，西汉王朝出现了自武帝以来最壮观的“人才济济”的局面。许多名噪一时的能臣名吏，比如朱博、陈汤、薛宣、王尊等人，不是受他的举荐，便是受他的庇护。
　　更重要的是，王凤此人虽然“专权”达11年之久，却素无私心。史书中不但没有关于其个人生活腐败的丝毫记载，也没有关于其子女的任何信息。他在临终前还专门给成帝留下遗书，特别提醒这位“绣花枕头”般中看不中用的皇帝，不要重用自己的几个亲弟弟，因为他们只知道个人享受，对天下社稷的安危漠不关心。
　　仅从个人的生命来讲，王凤虽然算得上是“善终”。但是受他那位颠覆了刘氏政权的侄子王莽的牵连，使他竟然莫名其妙地背上了“奸臣”的骂名。
　　这一背便是2000年。直到今天，主流的观点依然认为他是个“窃国”的大奸臣。
　　第三种命运是以王尊为代表。
　　王尊一生的仕途五落五起。此人不仅“能”，而且“勇”。
　　东平王刘宇是当朝天子（元帝刘奭）的亲叔叔，此人向来骄奢不守法度，朝廷给他派的几任王国丞相都拿他没有办法，唯有以必死之心赴任的王尊驯服了他。
　　王尊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东郡太守。在他的任期内，东郡发了大洪水。为了稳定民心，他竟然坐在随时都有可能坍塌的危堤之上，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洪水退去。
　　王尊的幸运在于有首辅王凤在朝廷为他“撑腰”，否则，他应该不会得到善终。
　　第四种命运是以傅喜为代表。
　　哀帝朝是傅氏外戚集团的天下。傅喜是这个集团中最受天下人尊重和期待的人物。但不幸的是，他却与自己的亲姑母傅太后格格不入，一心只为天下，最后被傅太后剥夺了从政的机会。
　　“藤”的存在轨迹同样发人深省。
　　最具代表性的“藤”是萧望之。
　　这位一生都在投机的大儒虽然没有得到善终，但却享誉2000年。这完全得益于他曾在宣帝朝主持过著名的“石渠阁会议”。
　　“石渠阁会议”是宣帝召集的一次最高级别的学术会议。自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学说便成为西汉王朝的官方思想。宣帝为了进一步实现帝国的“思想统一”，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集当世名儒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周堪等人，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史称“石渠阁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由与会儒生讲解“五经”之异同，最后则由宣帝本人来亲自裁定其对误。这次会议形成了长达155篇论文的《石渠议奏》一书，该书又名《石渠论》。
　　能够主持最高规格的御前学术会议，自然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戴上“儒宗”的光环，成为“贤者”。同样是儒生出身的《汉书》作者（班氏父子）本着“为贤者讳”的原则，在治史时刻意淡化或回避萧望之的“污点”，努力把他塑造成悲壮的忠臣。——看来人间的“腐败”，还不仅仅存在于官场中。
　　其实要论学识和人品，刘向当远在萧望之之上，但他却不像后者那么会讨宣帝的欢心，于是便与“主持人”的机会失之交臂。后世对刘向的尊重，完全是因为他辉煌的学术成就；不像萧望之，凭的只是主持御前学术会议的光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萧望之曾经是宣帝最看好的“后备干部”，官至“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系全国最高监察长官）。也正是这段青云直上的日子里，他为了“独领风骚”，大肆打击可能抢他风头的名臣能吏，先后将赵广汉、韩延寿等地方大员迫害至死；也正是因为他的谗言，才使得立下不世奇勋的冯奉世将军备受不公正待遇。
　　萧望之以“宫廷斗争”见长，但却宿命般地死于著名的阉宦石显之手。石显的斗争手段和冷酷程度均在萧望之之上，因此才使这位道貌岸然的大儒终于遭到了因果的报应。
　　在2000多年来各色各样的“藤”类人物中，王莽无疑是为数不多修成“正果”的一位。他以天才般的技巧，攀缘于西汉帝国的“大树”之上，直到把这棵大树缠死，自己取而代之。
　　王莽从一条小蛇，一步步成长为兴风作浪的巨蟒，最后成“龙”飞上了天。
　　他在专心于攀着大树向上爬的过程中，虽然把自己的政治手段锤炼得炉火纯青，但在治国理政方面却出奇地弱智。这似乎是必然的结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如果在某方面的潜质或禀赋有所长，必然在其他方面有所短。面面俱到的“全才”毕竟不多见。
　　王莽是一位弄权的高手，完全可以在天子的大树下过得非常自在。——他的能力结构并不适合于做帝国的“一把手”。
　　但他却看不到这一点，不仅仅是他，所有沉迷于权力与利益角逐的官场中人，大概也都看不到。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权力，只关心如何摄取更多的利益，正如某些商人只关心金钱，最后却被金钱所俘虏，身陷囹圄或命丧黄泉。
　　王莽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以“巨藤”之躯，占据了原本属于“擎天大树”的位置，他怎么可能不失败？
　　公平地讲，王莽也并非像《汉书》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便是个居心叵测的大坏蛋。他在发迹之前是朝野上下公认的“杰出青年”。当然，这主要是指他的“道德形象”而非“治国能力”。
　　步入官场之后，是一路亨通无阻的宦海征途把他人性深处的欲望一层层地激发了出来。这好比一个年纪轻轻而又精力旺盛的漂亮寡妇，被流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没有了周边环境的道德压力，可以成天出入于纸醉金迷的“蒙面舞会”，需要多大的定力才能使她坚守空洞的贞洁而不越雷池半步？
　　因此，王莽并非天生的怪物，他只是时代或体制的产物。王莽的一生，不过是从“贞女”到“荡妇”的过程。仅此而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逝去的岁月不可能再回来。不像兜里的钱，花完了还可以想办法再去挣。为“藤”还是为“树”，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选择。
　　我们今天读史，自然要站在历史进程或天下公理的角度去审视其间的人和事，但历史只是一种结果，不是先验的目标。作为历史的“局内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以这样的高度去指引自己的一生。
　　因此，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藤”与“树”之间其实并没有孰优孰劣或孰高孰低的可比性。
　　姑且抛开道义或良知的成分不说，仅仅从纯粹个人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做“藤”就要比做“树”容易得多。
　　做什么都需要有“过人之处”，才能做得游刃有余。小人有小人的艺术，庸才有庸才的法则。一颗天生的“树种”，如果想“退而求其次”，甘心去做一棵“藤”一般的庸才，未必就可以所向披靡。
　　贾捐之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他本来就不是做“藤”的料，却非要往这条路上去挤，到头来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丢了小命不说，连个好名声也没有留下，实在是“冤枉”极了。还不如自始至终坚守内心的原则，做一棵堂堂正正的“树”要好一些。
　　贾捐之是文帝朝的大才子贾谊的曾孙，其文采虽不如曾祖父，但也算得上一流的才子。在元帝即位之初，他便因上书言政，颇得皇帝的欣赏与信赖，令他“待诏金马门”，等待分配工作。
　　是时，宦官石显专权，天下为之侧目。贾捐之以文人特有的迂直和豪迈，数次在元帝面前揭石显之短，以为可以让天子警醒于“宦官弄权”之害。
　　但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元帝自己布的局（本书第2章将专题探讨这个问题）。
　　于是，不识时务的贾捐之非但没有得到重用，甚至连皇帝的面也很少见得到了。
　　贾捐之有一个好朋友叫杨兴，时为长安县令，是公认的“倾巧之士”。杨兴见了这种状况，便给贾捐之出了一个馊主意，劝他和自己一起，在元帝面前一反常态地称颂石显，建议赐封石显为关内侯（侯爵中的第二等，第一等为列侯）。
　　石显的马屁还没有拍出味道来，贾捐之竟然又迫不及待地再次上书举荐杨兴为京兆尹。京兆尹是京师“三辅”之一，级别与郡太守相同，但地位尤甚之。
　　贾捐之的这点儿猫腻哪里蒙得过石显的眼睛？
　　于是石显反过来在元帝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欲得大位”，欺君罔上，泄露宫禁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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