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思想”作为一门课程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们讲授了八次后，我应刘景琳先生之约，把遗忘中先后留住的那些话语联缀成这部书稿。它多少借用了讲演录的体例，却并没有贪图时行的录音整理的方便。这是一次勉为其难的尝试，原想在尽可能浅近地陈述读解古籍的心得时，尽可能少地失去唯有曲尽其致的雅语才足以涵养的那份神趣，但临到遣词造句才知道这对于我终究还是力不应心。
　　大约十五年前，我由考寻当代新儒学思潮的渊源开始回味那个产生过孔孟老庄的时代。无可名状的向慕之情中多了几分敬畏和羞愧，一个早就过了不惑之年的学人第一次带着切己的生命遭际问讯于往古圣哲时的心境是亲切而紧张的。我曾迂回到柏拉图的直逼“理念”的“中的标准”（Medium）以反观孔子的“中庸”之道，也曾借重康德的起于“好的意志”的“至善”去探询儒者“明明德”而“止于至善”的心灵消息，但在最初的那些年里，见诸文字的多是西学的讨究，而透露我对原始儒道思索踪迹的就只有《〈周易〉经传与儒、道、阴阳家学缘探要》和《孔子之生命情调与儒家立教之原始》了。近十年来，又一次的执教生涯把我放置在两种大得多的张力下，这张力一在于学术运思的跨度，一在于学人良知与学术生存环境的抗衡。前者从我先后讲授过的五门课中的两门课可约略窥见——这两门课是“现当代西方文论专题”和“先秦诸子与中国人文精神”；后者却多少吐露在我应邀撰写的一篇学术随笔中，那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名、利在通行的评价体制内的直言不讳使学人委身为欲望的奴隶，学术在遗忘了它的天职后遂变为学者们沽名钓誉的场所：从马克思那里讨学问的人，不再记得这位哲人的‘要直扑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的告诫，言必称孔孟的那些心性之学的祖述者，竟至会淡忘了那‘羞恶’、‘辞让’之心；修西学的人固然陌生了耶稣的境界和苏格拉底的风骨，而操着鲁迅口吻动辄嘲人以‘正人君子’之流者，自己却成了真正的‘小人’。”毋庸赘说，这两重张力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成全了我同“先秦诸子”的宿命般的学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