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21日的早晨，刚刚离开大学的我站在北京三里屯使馆区的一座不起眼的建筑前，铁门上挂着鹰的国徽，门口的牌子上面写着“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人民办事处”，在这里，我已经消耗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为的是拿到利比亚的签证。可是使馆里面阿拉伯式的工作程序我实在不适应，每次都提出要新的文件，每次都是相同的对话：“等等吧!”“等多久？”“Insha Allah(托靠真主)！”终于不厌其烦的我在前一天拿起了电话，拨通了杭州我的利比亚兄弟--核电站的工程师，浙江大学博士生穆夫塔和贾马勒的电话，作为极力邀请我去利比亚工作的人，他们答应今天会飞来北京帮我拿到签证。
我在使馆前面已经转悠了个把小时，哨兵也已经以百倍警惕的眼光盯着我看了几回了，尤其是在我把黑色的皮包抱在胸前，低头打火点燃香烟的时候。国庆五十年阅兵就要到了，北京的所有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同志们的铉可都是绷得紧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