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的时候，手机一边响一边震，在床头柜上缓慢移动。接听前我看了眼时间，十点二十。部主任宗而。
　　“那多啊，钓鱼案的事情，你说我们是不是跟进一下？”他用商量的口气问我。
　　近几年，上海最最著名的社会事件，除了倒楼案外，就得数这次的钓鱼案了。城管部门放倒勾假装乘客吊黑车，在我这个跑老了社会新闻的记者来看，算是司空见惯毫不令人吃惊的手段了。如果不是这一次被勾上的司机觉得太冤断指明志，传到网上举国哗然，恐怕又要像从前那样不了了之。　政府是个庞然大物，要推动任何一个角落的改革，都需要强大的力量。就如多年前孙志刚之死促使收容制度改革一样。事实上，现在民众呼吁的停止“钓鱼”还压根称不上什么改革，莫说那些好心让路人搭便车的无辜司机被强行拔车钥匙罚款就算真是无证运营的黑车司机，依法都是不能用放倒勾的方式取证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应该怎样和现实怎样，常常都有很大的差距。
　　这些天来，因为钓鱼案，全国大大小小媒体的社会口记者，全汇集到了上海。不过相对来说，本地媒体都比较“克制”，上海的新闻审查是著了名的“周到”，管不了别地的媒体来采访，本地的媒还是管得住的。其实不单上海，就算是以尖锐闻名的《南方周末》，在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时都不免束手束脚。
　　所以听见宗而这么说，我有些吃惊。　　宗而当然知道我在想什么，电话那头苦笑道：“这么大的新闻，多少媒体都在报道，市里再怎么捂也是白搭，这两天口气已经松动了。你看吧，过不了几天上海那几张大报也得开始跟进深度报道了，我们小报，要动得比他们快一点。还有啊，你是社会版的主笔，也不能总不写时评，就写个钓鱼案的评论吧，尺度……你是老记者，知道的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