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许多动乱的发生和曲折发展的过程，里里外外，直接间接，似乎都不能不注意领导人物、群众活动、文化变迁、国际因素等的相激相荡，才构成中国现今的局面。至少在半个世纪之前，以近代史作为史学学术研究的一支，还颇见争议。近代历史虽有数据宏富之利，但更有问题复杂、事多隐晦、人多在世的困扰，尤难摆脱现实政治的纠缠。所幸50年后的今天，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冷战架构解体，政治与学术空气益见宽松，近代史研究已渐成气候。以蒋介石研究为例，海峡两岸对蒋一向的"神"、"鬼"之辨，到如今视为有成有败、有功有过的"凡人"，蒋介石走入历史，社会因此更见成熟。   
　　二　   
　　1930年6月，陈寅恪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序，说了这样一段话：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