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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有方法，玩索有兴味。遍观近代正史野史，爬梳剔挟之余，每成一则，不独欣然成诵，辗转反侧，更可以反复征引，和其他无数的历史细则，相与沟通并互见发明。本书体例翻新，条陈细察，涓滴申说，为作者近代史再三复意。
什么才是大学应该是的样子？它应该具有哪些基本的特征，该葆有什么样的传统？一百年前的大学校长如何当职？过去大学里的教授和教授、教授与学生怎么相处？那时的传道，那时的问学，那时的书香，跟今天有什么不同？
由这个基本出发点往下，那时的文学、哲学、戏剧、那时的国粹、纯儒的典型、那时的学人、诗人，乃至军阀刺客又给我们留下过什么样的宝贵遗产？
再进一步，由这些文化背景构成了什么样的近代语境？以及这些传统在今天还有什么样的再生空间或是可以继续凭借的言说资源？
这一切都存在于“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中，就在《常言道》之中，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话语，说过了一百多年，但是，好些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价值。
那是经由几代求学问道之士艰难的望闻问切，经由传统学术的衰败，国力的孱弱，人生、大道等等文明意味的重新追索，以及生命的追问，才遗留下的这些如许珍贵的细节。

内容简介：
相较于《非常道》一书，在显现近代历史复杂面相的同时，《常言道》将这种近代资源的学术化运用更加具体，它的主题更鲜明，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实用性，更面向大众，它是借重新定位与申说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使其化为日常用法，同化于本土语境，成为与人们行为相联系的活的观念。读史为用，正是作者良苦用心之所在，也是作者余世存最新转型的一次努力。
本书条分缕析出三十三个大类，计有：大学、校长、传道、为学、纯儒、博雅、国粹、知史、文学、诗人、新闻、行知、直言、棒喝、苦痛、临难、绝命、先觉、革命、战事、刺客、军阀、赤子、为政、爱国、狷狂、僻怪、修为、气度、风骨、婚恋、书呆、逸事。这差不多就是中国近代史遗留给今天的最宝贵的财富。
《非常道》出版之后，引来众数读家和媒介侧目。读史有方法，玩索有兴味。作者自身经验：遍观近代正史野史，爬梳剔挟之余，每成一则，不独欣然成诵，辗转反侧，更可以反复征引，和其他无数的历史细则，相与沟通并互见发明。
此中之苦乐砥砺自知，心中块垒或为之高筑，或为之浇析，曼殊上人和绀弩散人都曾为此“无端狂笑无端哭”。
吾人以史为教，西人更有所谓读史使人明哲、在此跳舞等说，历史既为材料，又为形式质地，跟人心相遇，有感即通，确凿可以成全有质地之新人。
是以教化教育教学革新之道，莫过于回向历史：《非常道》出版后，跟风不断，可谓明证。余既始作其俑，难免龙种之望，而打扮历史无知历史之投机取巧人格，仍充斥市场，感慨系之，因再秉杂糅并举之余绪，更出机杼，作《常言道》一书，体例翻新，条陈细察，涓滴申说。为吾人近代史再三复意。读家或可哂察。
通者，有不可言言则非常之道，则必有老生常言言则平易悠远之道。道可常言者，则可以致精微，可以通广大。小德川流，大德软化（冯友兰语）。
此本书所以用心者也，存鉴揽照，目击心悟，所谓证道，无处不在。
通之体，可以为经，为史，为传统；道之用，则惟务在人。我国人向来视大等为大人成人君子之教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现代教育之关键，同样利在大学，利在大学之人格校长，利在传道，利在为学，利在博通，利在独立，利在自由。一以贯之,则任持绝学，人格高标，如何做人，如何警君子，如何做学问，历历在目。
又，或则培育现代识见及训练（蔡元培语），或则助学生走路（梁漱溟语），或则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语）。
要之，则又如竺可桢所倡通才教育，惟有通中国语文，通此随处流衍之人文精神，方可接续烟火，方可拯危难于既颓，方可于非常之时，有以“一死而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陈寅恪语）。读书治史，感同身悟，见不及此，实乃蠹虫。

作者简介：
余世存，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自2001年起，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
出版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我看见了野菊花》、《非常道》、《类人孩》等多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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