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刊登在《收获》杂志上。并且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塑造了一个乡村女医生的形象，以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贴近生活的史诗般叙述，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路程。从整体来看，《蛙》共分五部，分别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引出，从不少地方可以推断，《蛙》中五封信的接收者“杉谷义人”应是当代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此外，《蛙》的第五部是一部戏剧，写作剧本的参照对象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萨特。这种信件、小说及戏剧熔于一炉、天马行空般的讲述方式在当代中国小说中比较罕见。莫言在北京大学名为“历史与语言”的演讲中特别提到了这部关于中国计划生育60年史的新作《蛙》。中国计划生育史是复杂和充满争议的，不过莫言并不想把小说卷入到这些纷争中，“小说是写人，表现人。”触及灵魂最痛处　文化最深处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北大的演讲中，莫言表示小说中女医生姑姑的原型就是“我的姑姑”，这个人物在好几篇莫言小说中都曾出现。谈到这部反思中国60年计划生育史的小说，莫言说，《蛙》关注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计划生育，这个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甚至关系到许多人的命运，“计划生育这个覆盖面非常广，也受到了西方的很多的批评、指责，那么这个问题既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而且我想这个问题也涉及灵魂深处最痛处的地方，也涉及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最古老最保守的这一块。”当然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和历史文献记录，莫言说，对计划生育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揭示在60年道路上一个奇人怪事，“就背离了我的初衷，我主要还是想把计划生育历史作为背景，小说是写人，表现人。所以，这部小说写完了以后，我还比较满意的就是我写出来的这个姑姑——乡村妇科医生的形象，在最近的30年文学作品里，我还没有读到过。”书信体结构　话剧形式结尾对于小说的结构，莫言首次采用了书信体的方式，在小说结尾还用了一个剧本。“我2003年写的初稿就是，我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舞台上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在回忆，联想，中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时接到小说的人物原型姑姑的长途电话对我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写了十几万字以后，我就觉得太复杂了，给阅读带来障碍，我想应该尽量地使这部作品回到朴素的叙述。所以最终采用书信体的结构，但是在最后末尾还是用了话剧的形式，把朴素的叙述让它插上两个翅膀，因为这个话剧里面注入了很多超现实的元素。因此在结构方面，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新意，所以这部作品尽管不能完全排除掉自己的某些过去重复（的东西），但是还是有一些创新的东西。”莫言说[1]。莫言表示，计划生育问题是中国几十年来被西方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作家把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个问题绕开并不光彩，“我想这个小说发表之后会有一些争论，”莫言说，但是他也强调一个作家必须敢于面对社会热点和尖锐的问题，“对我们这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走上文坛、创作生涯将近30年的中年作家来讲，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断地重复自己’。当今社会很流行抄袭别人，对我来讲，无意中抄袭了自己比抄袭别人还要可耻。”《蛙》获得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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