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出身名门，先为黄埔五期，又入陆军大学。抗日战争中，率旅参加淞沪会战，与日军反复争夺七天七夜而阵地不失，名扬军界，备受陈诚赏识；长沙会战中又得薛岳青睐；最终成为蒋介石心中的“军界精英”。其实，这样炙手可热的人物，曾是中共党员，抗战中已与中共高层建立联系。在解放战争紧要关头，进入国军中枢决策层的郭汝瑰，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听取指令，因而有机会将大量最高机密转交中共。他机警潜伏，多谋善算，深得蒋介石等人的信任，在糜局、危局中始终官运亨通。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兵团司令，防堵解放军入川。郭在宜宾通电起义，破坏了蒋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报纸也有“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的说法。本书是郭汝瑰的回忆录，详述他传奇的人生，同时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多次战役有精当分析，对国民党高层政争缠斗也有精要点评。

《郭汝瑰回忆录》序言

汝瑰同志原是国民党内的一位热情奔放的爱国将领，在抗战中及胜利后一直和全国人民一样坚定地追求祖国的民主进步，繁荣富强。可是，国民党当局至今还指责他为“共谍”，把他的活动说成是“戡乱”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在黄埔军校（1926-1927年）

我进黄埔军校时，还处于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学生入学时，都需加入国民党。中共党员考入黄埔的，或黄埔学生参加共产党的就持有两个党证。我的前期同学代表当时两种思想和两种势力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倾向共产主义的进步学生组织了“青年军联合会”，而思想保守、落后的学生组织起了“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明争暗斗常常发生纠纷。1926年5月，蒋校长颁布了“整理党务案”，反对跨党，规定任何人只能参加国共两党中的一个党。持有两个党证者，或交出共产党证保留国民党证；或保留共产党证交出国民党证。黄埔学生交国民党证的不乏其人，我所在的第十一连便有两个。也有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暗中还持有共产党党证。

五、在陆军大学（1932—1937年）

11月，北风怒号，海水呜咽，我们一群中国留日学生愤然返回祖国。由于大家都是穷学生，坐的是普通客轮。离日本上船时，中国人在日本受歧视、遭侮辱的利种情景，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心情十分沉重。这时我一只脚站在岸边，一只脚踏在船头，将一块石头扔在海里，内心发誓说：“我们不打败日本，成为一个战胜国，我就决不再到日本来。”

六、在抗日战争中（1937—1945年）

自从陈诚的参谋长郭忏给我讲了“武汉失守后，抗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就是一个问题了”的那一番话以后，我深感此次会战，非同寻常，抗战的前途，此一战关系很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一个军人，现在还是为民分忧，为国效劳的时候，一定要为抗战尽自己的微薄的绵力。主意打定，我将湖北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贴在墙上，揣摩了两三天，一个初步的作战方案便在我脑海中形成了。

七、在停战谈判中（1945—1946年）

听他这样说，我不觉心都冷了半截。但是我怀着不打内战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仍然天真地认为不会那么悲观。我在当天日记上写道：“我以为国共不能互存消灭敌党之念，苟共产党在政治上可求得出路，则国家暂时可望安定”，“共产党武力国家化非一朝一夕所可办到。需采取循序渐进步骤，不能操之过急”，“中国如能得二十年和平建设时间，国家前途仍有办法。惟世界第三次大战纠纷业已形成，中国须注意不能作任何国的前哨，方可免于内部分裂耳”。

八、蒋军整军及改组军事机构（1946—1947年）

我了解蒋军上下，对于改组军事机构，在大前提上并无分歧，只有人事上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整军则分歧较大，不特嫡系与杂牌之间有矛盾，即使在嫡系内部也意见分歧。由于改组军事机构及整军的结果，总有些人分配到如意的岗位，有些人分到不大如意的岗位，有些人则不免向隅。尤其整军，要砍掉三分之一，编余军官就多了。为了收容这些编余军官，成立了大量军官总队，收容各地各个时期所有编余军官。于是北洋军阀时代的老军官，湘、云、贵、川等省军阀部队的老军官也都一齐收容了进来，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危害社会治安的“军官总队”。

十一、率部起义（1949年）

会后不久，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到泸州，说是要召见我，使我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我感觉蒋介石早已开始怀疑我了，这次电召到重庆，不知道是祸是福。看来凶多吉少，我恐怕再不能回转泸州了。哪知乘车来到重庆，才听说蒋介石并不是单独召见我，还召见了陈春霖。于是，一颗悬起的心终于落下来了。